金大米：转基因作物生物政治分析的一个范本

刘银良

最初发表于《中国农业科学》2006年第6期第1114－1121页。

 

摘要：在生物技术时代关于遗传修饰生物（GMO）有很多争论。本文提出生物政治的概念，以概括与GMO有关的所有政治问题及其解决机制，并以世界知名的转基因作物金大米作为分析的范本。在综述了金大米计划的参与者和涉及的有关问题之后，本文着重介绍了金大米计划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关于金大米有关问题的争论，并对金大米的生物政治问题予以分析评述。本文得出结论认为，GMO的生物政治的存在是合理的。在此基础上，本文还为GMO的管理者提出建议，其中包括尊重生物政治的多元化、采取相应的多元化政策和对不同GMO作物区别对待等，以应对GMO的生物政治问题。

 

关键字：金大米；生物政治；遗传修饰生物；非政府组织；绿色和平组织

   

0 引言

    “金大米”（Golden Rice）是由公共研究机构为人道主义目的研发的一种转基因水稻，为的是解决在以大米为主粮的发展中国家中普遍存在的维生素A缺乏（VAD）问题[1, 2]。金大米的故事漫长而复杂，从第1代到第2代，从公共研究机构到商业公司，金大米历经十几年（1992－2006）的技术研发和技术转移，涉及到多个参与者和多方面的问题，可作为转基因作物或遗传修饰生物（GMO）的生物政治分析的一个范本。在本文中，“生物政治”（bio-politics）概念泛指与GMO有关的所有政治问题及其解决机制，包括例如贫穷、饥饿或营养不良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于GMO产品及贸易的不同评价与态度、一些非政府组织（NGO）对于GMO的概括性反对、社会公众对于GMO的评价与接受等。“政治”或“生物政治”都是中性概念，不具任何褒贬含义。本文目的是通过分析金大米的生物政治，帮助理清在当今生物技术时代GMO面临的复杂问题和可能的命运，进而能够针对中国GMO的政策制定及管理提供可行性建议。

 

 

   

1  金大米生物政治的参与者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金大米走过了一段辉煌而曲折的路程，至今仍在继续，其生物政治问题复杂多样，涉及国际、区域和国内多个层次的多种参与者。主要有：

    （1）公共研究机构：包括瑞士联邦理工学院（ETH）、德国弗莱堡大学（University of Freiburg）和金大米网络（Golden Rice Network）。ETH和弗莱堡大学分别是金大米的主要发明者波特里科斯（Ingo Potrykus）和贝耶（Peter Beyer）所在的学校，它们直接参与了第1代金大米的研发。金大米网络由国际水稻所（IRRI）和来自菲律宾、印度、中国、越南、孟加拉国和印尼的一些公共研究机构组成，主要负责金大米在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后续研发和推广工作，其中IRRI是领导者和协调者[3]。

    （2）金大米的主要发明者和推动者：指波特里科斯。他虽是公共研究机构ETH的科学家，但本文仍把他单列出来，以昭示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他直接领导了第1代金大米的研发工作，即使在退休后还为促进其人道主义目标的实现不遗余力地工作，受到很多质疑和批评。他的价值判断和行为准则未必与ETH一致，这点难能可贵。

    （3）公共基金：主要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它是金大米计划最长期的（1992～2002）和最大的资助者，在金大米研发、知识产权问题调查及人道主义推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作用是政府或商业公司都难以替代的。此外金大米计划还部分得益于欧盟的框架计划等支持。

    （4）商业公司：与金大米关系最密切的生物技术公司是先正达（Syngenta），此外还有孟山都（Monsanto）等。先正达参与了第1代金大米的知识产权协调工作，完成了第2代金大米的研发工作，并宣布把它捐赠给金大米人道主义委员会以便向发展中国家转移[4]。孟山都曾授权金大米无偿使用其有关专利。

    （5）金大米人道主义委员会（Golden Rice Humanitarian Board）：该委员会是为实施金大米的技术转移和人道主义计划而成立，负责协调和推动金大米在发展中国家的推广。委员会成员多样，包括发明者、公共研究机构、基金会、商业公司和有关政府组织[5]，其观点反映着这些成员对于金大米计划的共同认识。

    （6）NGO：金大米的生物政治涉及的NGO主要包括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和来自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的NGO。他们是金大米计划的积极反对者。RAFI（现为ETC）和ISAAA等国际知名NGO也不同程度地涉入其中[2]。

    此外，积极参与金大米计划的还有公共媒体，包括Time Magazine等纸质媒体和一些电台、电视台。虽然说不同媒体可能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但它们的参与却可基本能够保障公众及时了解事情进展，了解金大米计划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各自的观点，并以不同方式参与讨论。金大米计划还涉及将要使用金大米的发展中国家的农民、消费者和政府：这些农民或消费者应是金大米的直接受益者，但至今他们尚未用到金大米，因而也还没有充分参与到金大米的生物政治中来；因金大米尚未商品化，政府作为GMO管理者的角色也尚未充分登场。

 

 

   

2 金大米生物政治涉及的问题

    在当今时代，一方面随着通讯技术（包括网络技术）的发展，公共媒体的力量迅速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另一方面，随着公民社会的到来，社会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也迅速提高，这两方面的结合使原本属于专业技术领域内的很多问题也逐渐演化为社会公共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初逐渐兴起的GMO生物政治就是较好的例证。对于金大米而言，它的生物政治就涉及复杂多样的社会因素，包括以下多方面的问题：

    （1）社会问题。包括以大米为主粮的发展中国家较为普遍的VAD及与之相关的疾病和贫穷等问题。这是研究者研发金大米和资助者资助金大米计划的主要原因。营养不良、贫穷和疾病等深深地根植于社会，并与社会资源分配不公平相联系，是一种社会问题。

    （2）技术问题。研究者利用基因工程，把合成β胡萝卜素的整条生化途径转移到胚乳中，让“途径工程”成为可能，属于转基因技术的突破[2]。除金大米外，研究者还研发成功高铁大米，帮助解决大米食用人群中的缺铁问题[6]。在第1代金大米中，类胡萝卜素含量为每克胚乳1.6 µg[7]，到了第2代金大米，类胡萝卜素含量已达每克胚乳37 µg，比第1代提高了23倍[8]。

    （3）法律问题。主要涉及知识产权及与生物安全（包括食品安全）控制有关的法律问题。因为相关的研究工作尚未完成，商品化尚未开始，其他方面的法律问题尚不突出，至今遇到的主要是知识产权和技术转移等方面的法律问题。金大米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非常复杂[9]，但也并非不可克服[2, 10]。

    （4）生物安全问题。金大米的生物安全实验仍在进行之中，尚无定论，但生物安全问题已是金大米生物政治的一个焦点问题。这和其他GMO相似，越是不易有定论的方面越可能成为争论的焦点。

    （5）国际贸易问题。GMO贸易是当今国际贸易的敏感话题，虽然金大米尚未商业化，但也可能涉及国际贸易问题。例如作为重要的大米生产国和消费国的泰国就曾受到欧洲进口商的警告，声称如果泰国种植转基因水稻，他们将不再进口泰国大米。无疑这会影响泰国的决定，这从泰国没有积极参与金大米计划就可看出。波特里科斯称此为“新殖民主义”[11]。

    （6）全球化与反全球化问题。自20世纪[Page]9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开始加快，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如本土传统的消失和文化多样性的减少等，这对发展中国家更为不利，也引起人们对于全球化的反感。此背景可能为金大米计划的实施和推广添置障碍。例如，一些亚洲的发展中国家的NGO表示反对金大米计划，原因就可能包括出于对全球化进程的反感。先正达等跨国公司积极参与金大米计划，可能更促进了人们对金大米的反对。

    （7）历史问题。20世纪60－70年代绿色革命带来的不良影响，包括作物多样性减少等，已成为历史教训，直接影响人们对金大米的判断与接受。因此，尽管与其他已商业化的GMO相比，金大米更符合人道主义要求[12]，但它却也不得不承受这种历史负担。这反映了人们对类似技术推广的担忧。

    （8）生物政治问题。以上所有问题最后都可体现为生物政治问题或通过生物政治表现出来（纯粹的生物技术也许是一个例外）。这意味着，生物政治问题是所有问题的共同归宿或共同问题。这增加了金大米生物政治的复杂性。

    在当今生物技术时代的舞台上，多个参与者和众多因素构成了GMO生物政治的纵横交错，随时都在演绎着GMO的生物政治问题。就金大米而言，众多参与者的多方博弈就形成了金大米生物政治的多姿多态。如果以对待金大米的态度为标准，可把参与者分成两类：认同、支持和积极参与金大米计划的包括发明者、公共研究机构、洛克菲勒基金会、先正达和他们共同组成的金大米人道主义委员会；不认同和持反对态度的是绿色和平组织等一些NGO。这样就形成两个基本阵营：以发明者波特里科斯为代表的拥护者和以绿色和平组织为代表的反对者。当然这并不是说一个阵营中的参与者的所有观点都一致。事实上，在同是金大米支持者的各参与者之间，由于他们参与金大米计划的目的可能各有不同，针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观点可能就有不同，甚至会有冲突。例如在金大米的知识产权问题处理上，先正达就可能与其他参与者的观点并不一致[2]。但某些观点的差异并不妨碍他们在推动金大米计划上的合作。

    接下来，本文将详细介绍和分析发明者波特里科斯和反对者绿色和平组织之间关于金大米的论争，以帮助理解金大米的生物政治全貌。

 

 

   

3 绿色和平组织的质疑与批评

    在当今社会，NGO已成为一支非常重要的政治力量，谈论GMO已离不开NGO的影响，金大米也不例外。对金大米最为关注、批评最为尖锐的NGO是绿色和平组织：从技术研发到技术转移，从欧洲到亚洲，金大米走到哪里，哪里就有它的反对和批评。它对金大米的质疑和批评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金大米对解决VAD没有必要，是一个技术失败。它认为，VAD是严重的社会问题，难以凭一种作物的改良得以解决，尤其是GMO。它强调多样化的营养和其他解决方式，包括VA发放、食品强化和庭院种植（home gardening）等，认为这些方法已被证明是有效的，但其实施需要政治力量的支持，金大米计划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它试图引开人们对已有方案的注意力，可能使营养变得更加单一，不仅不能解决VAD，还可能使事情变得更糟，金大米是一个技术失败[13～16]。

    （2）金大米不能解决VAD问题。它认为，第1代金大米的类胡萝卜素含量仅为每克胚乳1.6 µg，考虑到生物利用率等因素，此含量远不能满足人们的日常VA需求，因为人们需要摄入正常量的12倍大米才能满足需求；第2代金大米仅提高了类胡萝卜素含量，其他指标尚未得到验证，如生物利用率和蒸煮过程中类胡萝卜素的稳定性等[13, 16]。

    （3）利用转基因技术生产金大米没有必要。它声称已发现一些水稻品种不仅含有β胡萝卜素，还含有胡萝卜素吸收必须的其他营养物质如铁、高蛋白和脂类物质[15]，其引用的文献称，这些水稻中的β胡萝卜素含量与金大米相当[17]。

    （4）生物安全和食品安全不能保证。它认为，已知栽培水稻可与其野生杂草亲缘植物（wild and weedy relatives）异型杂交（outcross），因此金大米可能导致不可逆的对野生稻的污染，危及生物多样性，尤其是水稻多样性，从而带来农业经济和环境问题；金大米的食品安全也尚无定论，因为转入了来自水仙和细菌的基因，可能产生过敏原，导致过敏反应[15, 16]。

    （5）研发金大米不是为了人道主义目的。它认为，先正达名义上是为人道主义目的研发金大米，宣称供发展中国家农民免费使用，但却在100多个国家申请了专利，这揭示其真正目的是保证它的育种垄断权和帮助GMO在欧洲争取支持[15, 18]。针对波特里科斯所称GMO应与其他植物同等对待、预防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没有必要和不需环境及健康评估等，绿色和平组织认为这显然表明基因工程产业在利用金大米作宣传，把忍受严重营养不良的穷人作为宣传工具[14]。绿色和平组织揶揄说：“如果你质疑他们的主张，你就是一个关心树胜过孩子的环境极端主义者”[16]。

    此外，来自可能受惠于金大米计划的几个亚洲发展中国家的NGO也对金大米表示不满。他们通过分析绿色革命的教训，认为贫穷才是根源，金大米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还可能造成遗传蚀变和增加营养的不均衡。他们认为，对抗VAD的最好方法是利用现已存在的多样化且花费不高的食品。与绿色和平组织一样，他们也认为金大米只是一种市场行为，它将限制贫穷农民的选择权，但却不会改变他们的困境，其他GMO也不会。他们宣称，任何企图利用GMO剥削饥饿和营养不良的行为都应受到强烈反对[19]。

 

 

   

4 发明者对绿色和平组织的反批评

    针对绿色和平组织的质疑和批评，波特里科斯和金大米人道主义委员会分别采取不同方式和通过不同渠道做出反驳和反批评，认为：

    （1）金大米是能够帮助解决VAD的一种有益方法。针对绿色和平组织提及的多种VAD解决方法，人道主义委员会认为很难说所有这些途径都是有效的，例如VA发放主要针对学校儿童，这需要具备广泛的基层组织和较大的资金投入，并且不能保障可到达所有需要者手中[3]，如失学儿童就可能没有机会得到发放的VA[20]。委员会认为金大米是VAD的一种有益解决方案，但也同时强调，仅金大米本身不足以成为解决营养不良的答案，因为营养不良或贫穷源自政治、经济和文化多种原因，不能仅凭一种农业技术得到神奇解决，金大米只是提供给发展中国家解决VAD的一种选择，它与其他方法如食品强化和VA发放等可形成互补[3]。

    （2）金大米的生物安全没有问题。绿色和平组织称，金大米的花粉可随风传播并可对其他植物授粉，可能产生不可控制的杂草。波特里科斯认为，水稻花粉仅能飞行几厘米的距离，在理论上虽不能完全排除它与其他植物杂交的可能，但因绿色植物都有合成类胡萝卜素的代谢过程，金大米并没有生态学优势，也无生态环境危险，并且鉴于VA及其基因都是人类食物的一部分，因此转入金大米的基因对人体和环境是安全的。他说，在世界范围内已广泛使用了20多年GMO，却没有证据表明已对任何人造成伤害，还没有其他技术能够拥有如此高的安全标准。对于反对者主张适用预防原则以排除所有风险的做法，他认为，基因工程从开始之初就严格遵循预防原则，这在其他技术领域中尚不多见，但没有一个生物系统可排除所有风险，生物农业（bio-farming）也是如此，因此要求GMO完全排除风险是不公平的。对于金大米而言，其好处是每年能够防止几十万儿童失明，但缺点是什么尚未发现：一边是尚未确定也不能确定的假想风险，一边是发展中国家确定的儿童失明和死亡，孰重孰轻[Page][11]？

    （3）金大米是对GMO反对者的挑战。他认为，金大米满足了反对者在批评GMO时使用的所有理由，这些反对理由在金大米这里都失灵了，金大米是对反对者的挑战。具体而言，金大米的特点有：它不是由生物技术公司开发，也不是为生物技术产业开发；作为对传统VAD解决措施的补充，它满足了一种迫切的现实需求；它为VAD带来了持续的免费解决方案，不需其他资源投入；它可避免由绿色革命带来的副作用；生物技术产业不由此受益；受益者是穷人和弱势群体；它免费和无限制地提供给农民；它不再制造任何新的依赖性；它不需额外投入就可生长；它不会让富有的土地所有者具有优势；从每年收获的种子就可再播种；不减少农业生物多样性；不影响自然的生物多样性；至今没有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对消费者健康没有危险；金大米是传统育种方法不可能实现的[20]。

    （4）绿色和平组织的政治目的和科学家的道德责任。他问，有良知的科学家对于反对者造谣说金大米将导致脱发和性无能这样的诽谤性言论能仅采取视而不见的策略吗？他说不行。他认为，反对者华丽的宣传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导致对GMO毫无根据的反对，这将导致上百万儿童的失明和死亡，因此科学家有道德责任告诉公众绿色和平组织在玩多么危险和不道德的游戏。他说，绿色和平组织经常要求科学家要为其行为负责，但他们自己却避免承担这种伤害穷人的行为的责任，“阻止一个人获得能够拯救其生命或视力的食物是犯罪”，而对百万儿童这么做就是严重犯罪，任何社会都不应容忍[20]。他认为，尽管金大米有如此多优点，但反对者仍坚持反对金大米，这说明他们并不关心环境和消费者，也不关心减轻饥饿和营养不良，他们似乎仅为通过吸引媒体注意以筹款的政治目的而激进地反对新技术。金大米受到的质疑与转基因抗虫玉米一样强烈，表明绿色和平组织显然不是针对具体问题，而是在妖魔化整个生物技术，金大米可帮助揭开绿色和平组织的真实面目。GMO能够提高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存条件和生活质量，为此科学家仅做好科研是不够的，他们也必须是新技术的宣传者[11, 20]。

 

 

   

5 对金大米生物政治问题的评述

    在世界范围内，欧洲民众较为抵触GMO，欧洲各国政府及欧盟也采取了较为严格的控制措施，这与美国的开放态度形成对比，也曾引发欧盟与美国间的贸易纠纷。其他各国和国际组织对待GMO也各有不同态度。这是当今GMO生物政治的一个背景。在以上分析参与者和有关问题以及介绍双方争论的基础上，本文对金大米的生物政治涉及的部分问题总结和评述如下。

    （1）基因工程是否为研发金大米的唯一之路？金大米是分子生物学杰作还是一个技术失败？

    这涉及金大米的技术方面。本来技术问题应是最无争议的事情，但围绕着金大米的转基因技术仍有不同评论。发表于2000年的金大米论文表明，由于尚未发现能够在胚乳中表达类胡萝卜素的野生水稻品种，只能采取转基因技术研发这种水稻，而不可能采用传统育种方法[7]。这应属一个生物学事实，即水稻虽然也能制造β胡萝卜素，但却仅存于叶、茎和稻壳等部分，在胚乳中没有，因此在磨去稻壳和麸皮后，日常吃的大米中不含β胡萝卜素。但绿色和平组织发表于2005年的一篇文献却称已发现含有β胡萝卜素的传统水稻品种[15]。这似乎暗示，已发现在胚乳中表达β胡萝卜素的品种。但其引用文献介绍的却是在菲律宾的高地水稻品种（upland rice varieties）的麸皮中有较高含量的β胡萝卜素和可保留麸皮的褐色大米传统加工方法[17]。此证据显然与金大米论文的叙述并不矛盾。因为现行的水稻处理方法是在磨去稻壳后再去除麸皮，以防止大米腐化变质，保留麸皮的传统加工方法虽可在一定范围内推广使用，但却很难为工业化的加工过程采用。因此，绿色和平组织引用的文献既可用来支持水稻的多样化种植和传统加工方法，也可用来加强应研发金大米的论证。

    因此，尽管已证明转基因是当前研发金大米唯一可行的途径[7, 20]，并且金大米已被证明是基因工程杰作，波特里科斯也被美国植物生物学家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Plant Biologists）授予科学公共服务领导者奖（Leadership in Science Public Service Award）[21]，但绿色和平组织还是称之为技术失败[15]。这已经偏离了客观的态度。

    （2）金大米是不是解决VAD问题的一种有益途径？

    已有研究表明，与其他VAD解决方法如食品强化或VA发放相比，金大米成本更低，其推广不需大量基层机构支持，如果口味上没问题，在文化上能被发展中国家人民接受，金大米就比其他解决方法更有吸引力[23]。但在金大米能够真正成为解决VAD的一种方法或一种主要方法之前，还有如下很多问题需要解答：生物安全问题；生物稳定性问题（金大米转入的是整条合成途径，涉及多个基因，与其他转单基因作物相比，是否可能更不稳定）；与普通稻米相比，金大米可在胚乳中表达类胡萝卜素，这是否会让它对害虫更加敏感；生物利用率问题（金大米能够实际提供多少β胡萝卜素，相当于多少VA）；食品安全问题（毒理学及过敏原研究）；文化上能否被接受；社会与经济方面的影响[20, 22～24]。因此金大米是不是一种有益途径，现在还没有确切答案，或者说现在就下肯定的或否定的结论还为时尚早。但这并不妨碍支持者和反对者利用现有实验数据对有关可能性进行评价和讨论。结合其他GMO作物的经验，本文倾向认为金大米应是解决VAD问题的一条有益途径。

    （3）绿色和平组织的角色是什么？

    本文认为，绿色和平组织对于金大米的评论、质疑与批评有些部分是合理的。例如强调VAD问题的真正解决需要多种方法的配合，其中包括传统的稻米加工方法和多样化的营养。它对生物利用率及安全性问题的质疑也属正常的批评范围。这些批评或质疑中的合理成分有些已为金大米计划所采纳。但同时，绿色和平组织的评论也有一些不是建立在客观证据之上，例如在评论金大米对解决VAD有无必要和能否帮助解决VAD方面，就存在一定偏颇，在证据尚不全面的情况下就认为金大米是一个技术失败[15]。这不是一种科学态度，可能只是试图影响金大米生物政治的一种手段。

    绿色和平组织对金大米的多方质疑，与其一贯反对基因工程的立场一致。波特里科斯对此已有评论。本文注意到，在其网站中，绿色和平组织就明确声明“对基因工程说不”，其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基因工程可能对生物多样性和环境完整性造成破坏，二是基因工程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尚不清楚[25]。本文认为，作为NGO的绿色和平组织已是生物技术时代的一个重要政治团体，它积极参与金大米等GMO的生物政治，有自己的明确目的。

    至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NGO对金大米等GMO的推广表示反对，其原因可能复杂多样，如对绿色革命不良影响的不满、对环境安全和生物多样性的忧虑、对食品安全和营养多样性的担忧、对基因资源流失和“生物海盗”（bio-piracy）的愤怒、对推动全球化进程的西方科技和商业势力的反感、对绿色和平组织等国际NGO宣传的认同等。

    （4）发明者对绿色和平组织的反批评是否恰当？

    本文认为，波特里科斯对于绿色和平组织的反批评，大部分是合理的，是建立在客观的判断之上，如对GMO生物安全的论述，但有些也尚无科学证据支持。例如在评价金大米的特点时，发明者所称金大米可避免由绿色革命带来的副作用、生物技术产业不由此受益、金大米不会让富有的土地所有者具有优势、不会造成农业生物多样性减少、不影响自然的生物多样性和对消费者健康没有危险等，至今并没有确切的证据支持。并且，发明者还在一定程度上质疑预防原则的合理性[Page][5]，称之为“基于过度妄想的政策性障碍”[26]，就似乎走得太远了。须知预防原则是《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Cartagena Protocol on Biosafety）确立的处理生物安全问题的基本原则，已上升为国际法层次，是不容否定的。金大米虽有一个光明前景，但仍需严格遵守法律的规定。

    （5）生物安全是一个技术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

    就像其它GMO一样，金大米的生物安全问题至今尚未有答案，也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难以有确切答案。虽然生物安全问题基本可归为技术问题，但鉴于在短时间内难以得出肯定性结论，因此它又可容易地转化为生物政治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虽然各方都赞同保证生物安全和保护生物多样性，但对证据的解释是不同的：支持者认为，没有证据证明GMO有害，就应认为它是安全的；反对者认为，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它是安全的，就应认为它是不安全的，就应予以禁止。这是针对GMO生物安全问题的两种认识论，也与上述欧美对于GMO的不同认识和政策差异有关。因此，随着金大米的生物安全实验结果的公布，关于生物安全的争论可能会减轻或转移重点，但却不可能完全消失。

 

 

   

6 结论：生物政治的合理性与建议

    综上可见：金大米的技术问题、社会问题和安全性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汇聚成生物政治问题；在支持者和反对者的争论中，金大米得到了发展，在第1代基础上研发出第2代金大米，其生物安全和生物利用率等辅助性研究也得以认真展开；参与金大米生物政治的各方，在论争中注意吸收对方观点中的合理部分，使自己的观点更加客观和公允。本文认为，不同的参与者可能有不同的视角和判断，这是金大米生物政治产生的基础；而反过来，如果没有金大米的生物政治，即如果没有支持者和反对者的争论和参与者的多方博弈，则也不能保证与金大米相关的各项研究都能够得到充分开展。这两方面应是金大米生物政治的合理性证明。大而言之，鉴于转基因技术可对生物界带来风险和涉及多种社会因素，GMO的生物政治有其产生和发展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针对GMO复杂的生物政治问题，本文拟为GMO的管理者提供如下建议：

    第一，转基因技术能够突破传统育种方法的界限，使作物产生原来没有的新性状，或直接产生新品种，这代表着生物育种的趋势，可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应在保证生物安全的前提下，对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作物持支持态度，积极推动其开发与推广。

    第二，正视GMO的生物政治问题，尊重GMO生物政治的多元化，平等对待各类参与者，促进形成多元化的生物政治环境，使各参与者之间形成互相监督和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这是多样性的优势在生物政治中的体现。如此可防止生物政治环境逐渐恶化以至于妨碍转基因技术的健康发展。

    第三，鉴于多样性对于生物界和人类社会的重要意义（分别体现为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在农业和林业等所有可能与GMO相关的领域，应采取多元化政策，既支持野生作物品种的保存和保育，支持传统育种方法研究，也支持转基因育种方法研究，在科学管理措施下鼓励转基因作物和非转基因作物并存，以最大限度地保护生物多样性和与之相关的文化多样性，避免多样性减少的风险。这种多元化途径的互补和多样性物种的共存可能是转基因时代的较好选择。

    第四，为最大限度地促进GMO社会目标的实现，增加国家的经济和贸易竞争力，在保证生物安全的基础上，管理GMO的政策并不必要对所有GMO（如棉花、大豆和水稻）都保持一致，此即GMO的区别对待原则。在区别对待的决策中，需考虑GMO的作物地位、生物安全、对经济、贸易和人民生活的影响等因素。

    第五，应客观对待绿色和平组织及其他NGO的声音，充分考虑他们对GMO的意见和建议，吸取其合理之处。这是一个民主社会的应有之义，体现着公众参与和价值判断的多样性。但同时应注意保持政策、判断和决策的科学性、客观性和独立性，避免为NGO的舆论所左右。

    第六，GMO的所有管理活动（包括知识产权和安全性控制等）都应在现有法律的框架下进行。这要求相应的立法应是完善的，执法应是严格的，司法应是公正的。这样才可杜绝GMO管理中无法可依、执法不严和违法不究的现象，保证转基因技术的健康发展。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也是世界第四大GMO种植国，GMO对于中国农业和国民经济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但中国这几年GMO的发展有所减缓，这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印度正积极发展GMO形成对比。这可能有很多原因，其中也可能包括GMO生物政治的影响。基于此，本文以上对金大米的生物政治问题的分析及建议可对中国的GMO发展与管理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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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所有网络文献的最后访问时间都是2006年1月5日）

 

 

   

 

  

      

Abstract: Various disputes exist around the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GMO).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new concept of bio-politics to refer to all of the GMO related political issues and the mechanisms handling them and uses the well known GMO Golden Rice as an analytical model to illustrate the bio-politics of the GMO. It introduces firstly the participants and the related issues of the Golden Rice project, and secondly the conflicts between its supporters and opponents, and then gives an analysis of the bio-politics of the Golden Rice. It concludes that the bio-politics of the GMO could be reasonably justified, and consequently presents some suggestions for management of the GMO and manipulation of the bio-politics of the GMO, including, inter alia, respecting the multiple aspects of the bio-politics, adopting a corresponding diverse policy, and assuming differentiated criteria for different GMO crops.

    Key words: Golden Rice; Bio-politics; GMO; NGO; Greenpe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