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的了断

2006年9月2日19:2:49

李琛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原载《电子知识产权》2005年第11期

法律制度出自人的手笔，所以与人的认知能力密不可分。例如，法典化以理性主义为哲学基础，法典崇拜折射出可知论的乐观；诉讼理论从追求“客观真实”转向“法律真实”，则表明人类开始承认自身认识能力的局限。波斯纳在《法律与文学》中认为：法律起源于复仇。在专门的司法机构产生之前，复仇是私人与家族的事务，由于私人复仇导致社会成本过大，逐渐出现了专业复仇机构——司法机关。这种观点给予了一种启示：法律的任务是了断。诸多法律制度验证了这一点：诉讼时效；两审终审；举证责任……这些制度设计都宛如歌曲《当爱已成往事》所唱，“真的该断了过去，让明天好好继续”。生活需要继续，冲突必须消解，所以陈年往事不再追究；终审过后盖棺定论；无据之事权当幻影。但是，陈年往事也是事实，终审决定未必公正，无据之事可能存在。若将法律的目的定位为“追求真理”，这些制度难以成立。可见，法律的目标不是追求真理，而是做出了断。波斯纳指出：“法律的目的是调停，经常是减弱冲突，即使有加重冲突的话也很少。大多数制定法都代表了妥协，而且多数法律冲突都是在法庭外和解的，法官在他们的判决里努力减少而不是增加社会的压力。” [1]

“法律不求真理，只求了断”，是一个重要的认知角度，对司法界的意义尤其重大，因为纠纷了断的最终环节在于司法。好的裁决，就是最漂亮的了断，如波斯纳所言，是“减少而不是增加社会压力”的了断。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凡持续进行的侵害知识产权的行为，无论行为始于何时，只要起诉时侵权行为仍在继续，停止侵害请求权不罹于时效，自起诉之日向前推算两年以内的损害，亦可请求赔偿。这个制度导致我国出现了很多陈年旧案，有些被告的使用行为距离起诉之时有二、三十年之久，社会关系一时天翻地覆。这种造成巨大震荡的了断是否值得称许，值得思考。虽然司法解释做出了原则性规定，但在特殊的个案中，法官仍应权衡各方利益、结合民法的基本原理，对原告的请求权做出适当的限制。如德国判例确认，迟延行使请求权属于对诚实信用原则的违背。

中国立法上有一个很好的了断方式——赔礼道歉，可惜被滥用了。赔礼道歉作为民事责任方式，是“以情入法”，很有中国特色。若原告违法情节轻微、当事人愿意修好，或被告的损害无法以金钱补救的场合，以赔礼道歉替代或减轻其他责任，减少社会冲突，自然是妙判。但不可忽视的是，赔礼道歉是“认错”，是对人格增设的一种负担。既然判决无力求得真理，只能还原“法律真实”，被判败诉的一方未必就是错的，例如败诉的原因在于举证不力，败诉者可以认输，但何必认错？对这样一种人格强制的责任形式，若过度滥用，会增加当事人的不平之感，加重社会矛盾。有些纯粹侵害财产权、不涉及人格损害的知识产权案件，也判令被告赔礼道歉，不是一种妥帖的了断。

明了“法律不求真理，只求了断”，不仅促使我们关注了断的妥当性，还有助于激发司法者的创造力。中国司法界一直没有摆脱“真理情结”，一旦遇到困难，总认为有一个先定的真理，真理的掌握者或是立法者，或是学者，司法者只有找到这个真理依据才能安心。其实，司法活动是一种创作，司法者洞悉世情、合理权衡，他自己求得的最佳决断就是最好的法律上的“真理”。苏东坡在杭州为官时，受理了一起债务纠纷，债务人是扇子店老板，因生意清淡无力还债，苏东坡为其扇面题画，扇子被抢购一空，债务自然清结。这真是中国文人式的美丽的了断。现代法官又何尝不可留下这样的手笔，尤其在变动不居的知识产权领域，立法与理论的落后恰恰是司法创造的契机。

我们听惯了“无法可依”的抱怨，孰不知，卡多佐说过，“司法过程的最高境界并不是发现法律，而是创造法律。” [2]

注释：

[1]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与文学》，李国庆译，第28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第105页，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网站编辑：刘友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