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爆发知识产权争端时的沉思

中美知识产权争端的发生，值得我们思索的是它为何会发生？面对挑战我们应如何回应？其更凸显了全球化知识产权制度框架下民族利益的“强制性”（以TRIPS及WTO框架为工具）的争夺。

一、全球化而非现代化的知识产权制度：强制性VS.示范性

知识产权制度的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及其他法律框架的全球化同步而行，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而发展中国家则不由自主地被卷入这场洪流之中。而其代价则是接受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法律制度的高标准与高水平保护，这恰恰体现了其愿望、利益与意志。乌拉圭回合谈判的艰难及TRIPS的高水准就是其典型体现。因此，全球化特别是知识产权制度的全球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美国化。

更令人忧虑的是，在知识产权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所能做仅仅是“yes”或“no”（即要么是或要么不是，选择接受或回避），而无对话与协商的平等性（诚然，表面上有一定的交锋，但因实质对话能力的欠缺而无平等性而言）。在这种被动接受的背后体现的是一种被强制了的“全球结构”。这值得思索，更值得警惕。

可以说，全球化知识产权制度绝非现代化知识产权制度。因为现代化的知识产权制度可以有很多种发展道路，是以示范性架构（如发展中国家考虑到自身的实际情况，可选择适度的保护水平，自行决定知识产权政策）显现出来的；而我们所看到及面对的知识产权全球化，则是被强制的一体化的“美国化”的知识产权制度。

全球化对中国的冲击呈现的图景是因为中国进入“全球结构”而使得全球性结构中的“理想”的既有制度与规则经由中国法律修正而成为普适性规则。这一“游戏规则”中国化的过程，表面“强制”的规则经由理想而正当途径获得其自恰性，背后凸显的则是民族利益的争夺。作为陷入这种全球结构而“不能自拔”的中国，我们只能直面挑战，而不可能回避。

二、直面VS.回避：以哈贝马斯“商谈理论”为中心解读

哈贝马斯认为，法律的可接受性依赖于商谈条件的满足。如果所有关系人在理想商谈情景的条件下达成对一个规范的共识，那这个规范能视为有理性根据的规范。理想商谈情景的条件主要是程序性的。它们关系到论辩中参与人的行为，他们应平等相待，在提出主张和反驳时不应互相隐瞒。

就TRIPS为代表的知识产权全球化制度而言，行动者（参与制定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就其规范和价值的意义和有效性进行讨论、对话或商谈时的地位平等。但这种貌似“平等”的主权国家的全球结构实质上却是以强制性的不平等支配关系为支撑的。这种主权国家的“平等”地位因为实质对话能力的欠缺而不符合哈贝马斯的理想商谈条件。因此，在更深的层面上，这种全球性规则的合法性值得谨慎反思，并应在主体间的交往与商谈中进一步生成并演化。

面对全球化规则，我们有两种选择：直面或回避。在狭隘民族主义者或区隔论者看来，以TRIPS为框架的知识产权全球化将带来“知识霸权”与“信息霸权”，反对中国卷入全球化；在全球化支持者看来，中国必须作为全球结构中的一员，必须在参考规则的生成、演化中进行实质性对话，以获得主体性地位。这种争论当然以中国加入WTO，接受TRIPS框架而告终。

而在TRIPS游戏规则中，作为结构中成员的中国享有修改或重新制定其规则的形式资格，却并不具备实质性权利。面对外国特别发达国家日趋增强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压力与诉求，我们如何化解如此窘境？

三、应对：自主知识产权战略及实质对话能力的提升

笔者以为，面对以TRIPS协议的全球知识产权制度框架及外国以此为工具的“合法”而“强制”争夺，中国的根本出路在于以自主知识产权战略提升科技与经济等综合实力，以获得与之对应的实质性对话能力。就目前而言，我国相关部门特别是国家知识产权局与商务部应予以积极应对，承担起捍卫民族利益之责。面对我们不具主体性的全球化知识产权制度，中国应从以下方面着手予以应对：

第一，发展与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鼓励企业特别高新科技领域企业实施知识产权战略与管理，提升科技实力与经济水平，进而获得全球结构中交往与商谈的实质性权利。也就是，长远而言只有提升技术与经济实力才是应对全球化知识产权制度消极影响根本。就现阶段而言，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中的多哈回合谈判进程陷入僵局，特别是在农业领域的谈判及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传统知识、遗传资源的保护等方面，不能丧失规则制定中的主体性。

On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System in the Globalization: Contemplation on the Latest Conflic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between American and China 

[中文摘要]新近发生的中美知识产权争端昭示了以TRIPS为标志的全球知识产权框架下的民族利益的“强制性”争夺。WTO的成立与TRIPS的通过，凸显的是“强制性”的全球知识产权制度，而非示范性的现代知识产权制度。依哈贝马斯理论，这种貌似“平等”的主权国家的全球结构因为实质对话能力的欠缺而不符合理想商谈条件，需谨慎反思。中国必须强化自主知识产权战略，提升实质对话能力，以应对全球化知识产权框架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