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经济分析的我国知识产权文化建设思路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WIPO创建知识产权文化的思路得到一些国家积极回应的同时，中国作为与WIPO保持着良好合作关系的一员却有别于以往的积极做派而显得波澜不惊，或许柔性的知识产权文化在建设的近期目标的不可预见性与刚性的知识产权法制显著且及时的法治绩效相比，后者更具有吸引决策层热情的魅力。知识产权文化建设究竟作用和意义何在？尤其是在多长的期间内能产生效果？即使需要建设谁来负责投入和管理？总之，太多的认识程度、业绩考量和体制协调问题限制了我国对知识产权文化建设的激情。问题是，知识产权法制建设可以取代知识产权文化的功能吗？仅仅依靠法治能够形成社会长期和谐的知识产权秩序吗？本文试图从知识产权法供需的经济分析角度论证知识产权文化建设的必要性。

2．知识产权法供需的动态均衡与蛛网模型的启示

法律的功能在于调节各种纷繁复杂的利益关系，以使各种利益中大部或最重要的利益得到满足。法律的经济性和经济人的理性，决定了法治国家的立法、司法和执法选择应当做到在恪守公平原则下协调利益冲突，以促使公众形成守法的心理预期，使个体最大利益的实现与社会秩序的和谐达到统一。一般商品供需中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行为和利润最大化的生产者行为形成了需求和供给的普遍规律，将二者结合起来就可以解释需求和供给的相互作用。参照一般商品的供需规律对知识产权法律的供需进行线性关系的基础性分析，必须基于以下假设和前提：这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的国家。当市场化达到原则和规范也可以成为交易对象的程度，当政治化达到公众可以制约权力的时候，法律供需就与一般商品的供需接近起来。

在知识产权法律市场中，法律规则的存在为主体的不同行为种类产生不同的隐含价格，主体通过其创新或守旧、违法或守法的法律行为来反映他们对这些价格参数的回应，体现他们对法律的选择和偏好。在这里，法律规则所产生的激励是主体选择法律行为的参照物，法律行为成为一个媒介物。就法律价格与法律供需的影响进行分析，可以直观地考察法律价格对主体“消费”法律行为、进而需求法律规则的影响。在以下分析中，法律数量（Q）不应理解为仅仅是法律规范的数量，它既应包涵立法、司法量度、力度，更应包涵法律规范的质量测度。也就是说，这里的法律数量指社会有效需求的法律数量；这里的价格（P）也不仅仅是法律规范的立法成本或价格，它更包括了公众守法或违法的成本。

根据法律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的不同关系，我们可以分三种情况来分析波动情况。

2.1 供给弹性小于需求弹性——收敛型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