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著作权许可合同的合法性研究

       随着软件在网络时代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展，软件著作权人的收益方式逐步由软件买卖变为依靠软件带来的网络效应获利，收益方式的变化也给软件保护提出了新的要求。由于以保护文学艺术作品见长的著作权法对功能性作品的不适应，权利人试图依靠著作权许可来控制软件的使用方式和范围，以拆封合同、点击合同为代表的著作权许可合同，已成为私人控制软件利用的新手段。[1]权利人或扩张保护范围，或规避法定限制，并以技术措施控制许可渠道，让使用者负担超出著作权法要求的义务，使权利人得以克服著作权法在保护功能性作品上的模糊性。然而，额外的义务也导致了意定权利与法定权利的冲突，因此如何看待著作权许可合同对法定权利的“修改”，如何界定软件著作权许可合同的合法性，成为解决网络时代软件著作权制度困境的首要问题。随着我国软件产业的发展，相关纠纷逐渐增多，关于反向工程、第三方兼容等问题，不但涉及对著作权法的调整，更关系到软件产业的未来发展。对此问题，国内外的法律都无明确的答案。美国2010年的“ＭＤＹ诉暴雪公司案”[2]的争议焦点之一即为著作权许可合同中超出著作权法范围的内容是否合法。我国2010年“腾讯公司诉奇虎公司”案中，奇虎公司针对腾讯公司ＱＱ软件开发的“３６０隐私保护器”，旨在限制ＱＱ软件除即时通讯外的功能，使腾讯公司的诸多商业模式无法实现。事实上，在ＱＱ软件许可协议中，腾讯公司已禁止“任何借助本‘软件’发展与之有关的衍生产品、作品、服务、插件、外挂、兼容、互联等”。[3]但是，腾讯公司在起诉时并未以此支撑其禁止兼容策略的合法性，法院在判决中也未涉及相关问题。[4]腾讯公司对已有的合同条款弃而不用，在很大程度上说明立法缺失使市场主体对其行为的合法性无法确定并寻求法律救济。因此，为给软件产业的进一步健康发展提供制度上的保障，有必要在分析软件许可合同经济效果的基础上明确其在新技术时代的合法性。</P>
<P>&nbsp;&nbsp;&nbsp; 一、私人造法的兴起：软件著作权许可合同的合法性争议</P>
<P>&nbsp;&nbsp;&nbsp; 在商业软件普及之前，软件著作权许可合同并未突破著作财产权的限定，软件著作权的许可即著作财产权的许可，著作权法根据作品利用方式设定著作财产权类型，著作权许可合同则授权他人以著作权法确定的方式利用作品，两者之间并无冲突。上述关系的维持，得益于以下两个原因：（１）既有著作财产权类型</P>
       已能满足软件著作权市场的需要。受技术条件所限，软件或固化于有形载体，或局限于特定范围，必须依赖有形载体实现传播。传播方式的有限性，使著作权许可合同仅需授权法定类型的一种或数种权利即可实现软件的交换价值。（２）著作权许可合同效力具有相对性，即使合同条款增加了特殊义务，也仅能约束存在合同关系的有限主体，并不会因影响不特定的第三人而导致交易效率的减损。</P>
        然而，随着软件产业的发展和传播技术的变革，软件利用范围和利用主体都得以不断扩张，著作权法的保护方式已捉襟见肘。具而言之有二：（１）从权利客体上看，文学艺术作品与功能性作品的界定方式不同。虽然软件中的源代码和目标代码作为“文字作品”已成共识，[5]但如何区分软件中的思想与表达却仍无明确标准。[6]而软件著作权人以各种方式禁止反向工程的实施，皆被认为有垄断思想的嫌疑。[7]著作权法在权利客体上的界定，仅能阻止最简单的侵权手段，即通过直接复制或抄袭的方式侵害软件著作权。而对于以反向工程获取软件创意和架构进行再创作，著作权法显然无能为力。（２）从权利类型上看，文学艺术作品与功能性作品的收益方式不同。文学艺术作品的收益方式主要是传播，使用者个人对作品的利用和欣赏基本不会影响权利人的收益；但功能性作品的收益方式则是利用，使用者对作品直接或间接利用都将影响权利人的收益。然而，由于著作权法一直针对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设定权利，因此传播是权利覆盖的重点。如果不涉及公开传播，私人对作品的利用一般不受著作权法规制。软件作为功能性作品，除传播之外，个人使用范围的扩张和竞争性软件的开发，同样会影响权利人的收益。</P>
        鉴于上述原因，权利人试图通过许可合同突破著作权法预设的权利范围，对使用者施加额外的限制。[8]此举虽然旨在弥补著作权法的不足，但无疑超出了著作权法的限定。这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１）著作权许可合同突破了法定著作财产权的范围。通过技术措施，权利人得以控制任意接触软件的行为和渠道，这使权利人通过合同条款课加额外义务成为可能。任何人接触软件前，必须同意接受合同条款。这就保证了所有使用者都在权利人设定的条件下利用软件，降低了网络环境下的侵权风险，使权利人对软件拥有了超越著作权法的控制力。（２）著作权许可合同突破了合同效力相对性的限制。通过电子权利管理信息，著作权许可合同得以通过改进公示方式扩展受约束使用者的范围。著作权许可合同由私人拟定，其个性化条款会增加潜在缔约人的注意成本，而电子权利管理信息的合法化则改变了著作权许可合同的公示成本。在新类型的许可合同中，电子权利管理信息附着于软件内部，具有类似“版权页”的功能，任何接触软件的主体，皆能知悉权利人课加义务的内容。这种受法律保护的数字化公示方式，不会因软件的复制和传播而消失，所以极大缓解了意定权利带来的公示成本问题。即使是合法取得软件后的转让，受让人也只有在接受合同条款的条件下才能正常使用软件。</P>
       综上可知，由于技术措施和电子权利管理信息的合法化，著作权许可合同与著作财产权之间的制度分工已被打破。也就是说，著作权许可既可以约束不特定的第三人，也能够不受法定权利的限制来创设新权利，这使著作权许可合同在实质上具备了著作财产权的效力。[9]特别是在著作财产权无法满足权利人需要的情况下，著作权许可合同通过技术手段一方面降低了许可的协商和公示成本，另一方面排除了权利人所禁止的接触行为，实现了对软件近乎完全的控制。虽然著作权许可合同的相对性效力并未改变，但从合同约束的范围和方式来看，权利人能够以相对性效力之形行绝对效力之实。[10]有学者将此类著作权许可合同与民法中的“役权”进行类比，认为在他人已获得许可的软件上附设额外限制的做法可视为是一种新的役权。[11]也有学者将著作权许可突破合同相对性的现象视为权利人的“私人造法”。[12]具体而言，这种突破知识产权法定范围的现象，已导致了如下争议：（１）著作权许可合同导致的注意义务问题。在数字技术的帮助下，权利信息能够通过附着于作品的方式为他人获知，因此以公示成本为由坚持权利法定的立法依据已经受到动摇。然而，著作权许可合同产生的权利毕竟是意定之权，与法定权利相比，缺乏稳定性和社会认同感。法定权利源于立法过程中的取舍和博弈，体现的是已得到社会认同的法律关系和价值目标，并为社会主体提供了稳定的交易预期。著作权许可合同即使能够有效降低公示成本，其权利内容的特殊性也必然增加所有使用者的注意义务，毕竟意定权利的内容与法定权利相比明显缺乏显著性和类型化，特别是在权利内容超出著作权法规定的范畴时使用者在交易中承担的信息成本将更高。[13]而且在网络环境下，一方面软件的兼容性显得尤为重要，另一方面软件的交易模式也在不断更新。如果著作权许可合同对软件的利用方式施加过多限制，无论是软件的开发、交易抑或软件之间的改编、兼容，都将面临高昂的交易成本。（２）著作权许可合同引起的负外部性问题。著作权许可合同除提高了使用者的注意义务外，还导致软件的负外部性增加。许多学者认为，著作权法旨在实现一种精致的平衡。[14]为此，著作权法一方面通过积极赋权的方式，给予创作者或投资者以专有权，激励权利人实现对作品最有效率的利用；另一方面，通过消极赋权的方式，以合理使用、法定例外和“思想／表达二分法”等方式限制著作财产权的范围，相当于赋予公众特定的“使用权”。与著作权限制制度相反，著作权许可合同所附加的权利内容，阻止了法律针对市场失灵所设置的权利限制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将其自身成本转嫁给了社会公众。许多软件公司利用最终用户许可协议对使用者利用行为的限制，包含了诸多不受著作权法规制的内容。在使用范围上，最终用户许可协议不但限制软件使用权的转让次数，更要求受让人必须接受与使用者购买软件时所接受的协议相同的协议。在许可方式上，协议要求使用者不得对该软件实施任何形式的反向工程，甚至禁止使用者公开评论产品或擅自公布对产品的检测。[15]上述技术限制条款显然与著作权法中的权利穷竭原则相矛盾，对反向工程的限制与著作权合理使用相违背，禁止使用者评论和批判的做法甚至涉嫌对言论自由的侵犯。无论是权利穷竭、反向编译还是合理使用，都是著作权法为使作品惠及公众而设计的权利限制。缺少上述限制，社会公众既无法合理利用作品，也无法进行再创造，更无法从他人利用的评价中获得选择产品的信息，相反使用者还需要承担权利人通过合同附加的额外义务。</P>
       著作权许可合同功能的扩张，乃是意定权利的再分配与法定权利的初始分配之间的对抗。这种对抗一方面折射出权利人和使用者对传统著作财产权的不满，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权利配置方式在面临新问题时的不足。虽然数字技术使著作权许可具备了诸多优势，但由于其与著作财产权之间日益彰显的矛盾，著作权许可合同的合法性仍受到广泛质疑，有待进一步的论证和说明。</P>
       二、权利配置的效率需求：软件著作权许可合同的合法性证明</P>
     （一）软件著作权许可合同的立法博弈</P>
      针对软件著作权许可合同的合法性问题，相关立法在软件产业最发达的美国早已展开。自１９９５年起，曾经起草《统一商法典》（Ｕ。Ｃ。Ｃ。）的美国国家统一州立法律委员会（ＮＣＣＵＳＬ）和美国法律研究会（ＡＬＩ）就准备对《统一商法典》第二编货物买卖进行补充，试图将网络环境下的信息交易纳入其中。在立法过程中，由于受到来自消费者、图书馆和相关产业界的强烈批评，最后导致ＡＬＩ退出。继续坚持立法的ＮＣＣＵＳＬ也改变了立法策略，不再主张将信息交易纳入《统一商法典》中，而是独自在１９９９年通过了《统一计算机信息交易法案》（ＵＣＩＴＡ），软件则被作为计算机信息的一种成为该法案规制的对象。然而，ＵＣＩＴＡ被认为过于偏向保护权利人的利益，至今只有两个州选择适用，甚至有的州专门出台了反ＵＣＩ－ＴＡ的法案，旨在限制ＵＣＩＴＡ在本州的效力。[16]有鉴于此，ＡＬＩ放弃了对广义上的信息交易进行立法的初衷，转而集中解决信息交易中争议最大的软件问题，并于２００９年通过了《软件合同法通则》，旨在规制软件的许可、转让和接触等行为。</P>
       上述立法困境反映出软件产业的迫切诉求和立法进程的滞后：一方面权利人因制度缺陷而更为依赖合同，使著作权许可合同与著作权法的冲突日益加深；另一方面，立法者在法定权利与意定权利相冲突时也极为踌躇，既想发挥许可合同的功能以克服法定权利的不足，又害怕权利人的控制力过分扩张而打破立法平衡。虽然《软件合同法通则》的效果还有待检验，但１９９５年至今的立法尝试仍然提供了认定软件著作权许可合同合法性的不同标准。概而言之有四：（１）著作权法优先原则，即许可合同条款不得与著作权法相冲突，否则无效。事实上，《美国著作权法》第３０１条已有类似规定。由于与著作权法冲突一概无效受到</P>
        权利人的批评，因此《软件合同法通则》放松了规制，仅规定合同条款违反著作权法中的强制性规范才视为无效。[17]（２）公共政策原则，即合同条款须符合著作权法的立法目标，维持以排他性权利激励创新与增进公共领域内信息传播之间的平衡。因此，法院应考量合同履行后所产生的效益。合同条款若违背基本公共政策，法院可宣告其无效。[18]（３）禁止显失公平原则，即合同条款不得在程序和内容上使一方承担过多的义务。禁止显失公平原则从程序上看主要针对格式合同缔约过程中使用者一方是否有机会了解合同条款的内容，以保证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达；从内容上看旨在防止优势一方以合同条款免除主要义务或片面增加对方风险。[19]（４）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即防止权利人违反著作权法的基本目标而不正当地扩张其权利。该原则来自针对功能性作品的判例，[20]如今被用作限制合同合法性的制度工具。</P>
        由上可见，立法者试图在最大限度上维持软件著作权许可合同的意思自治，允许权利人通过许可合同变更法定的权利客体和权利范围。对合法性的主要限制也意在保证各方意思表达的真实性，防止处于优势地位的权利人扭曲使用者的真实意思。然而，由于公共政策原则和禁止显失公平等原则过于模糊，导致上述界定标准在实践中难以操作，许多问题不得不以利益平衡等立法目标来进行解释。限制性条款的模糊性，说明法律对软件许可合同的合法性还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和结论，这也最终使得权利人和使用者都无法对合同的效力具有稳定的预期。为消除这种模糊性，必须将著作权许可合同的合法性问题放在软件产业的特殊商业模式和市场特征中分析，才能作出真正有利于软件产业发展的制度设计。</P>
        （二）软件著作权许可合同的制度功能和合法性基础</P>
       １。软件著作权许可合同的权利配置功能</P>
       软件著作权人通过许可合同构建软件的保护范围，乃是私人对法定权利的重新配置。权利配置旨在明确权利归属，使行为的收益和损害归于行为人承担。当权利客体价值增加时，通过权利配置可将客体利用的成本和收益“内部化”，激励权利人发挥权利客体的最大效用。在著作权领域，权利配置可分为初始分配和再分配。初始分配是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将著作财产权赋予不同主体，再分配是权利人之间以自由协商的形式通过合同实现权利流转；初始分配属于法定的权利配置，再分配属于意定的权利配置。两者的目标皆在于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实现权利客体效益的最大化。</P>
       从初始分配来看，法定著作财产权的优势在于以清晰的权利边界降低当事人的交易成本。著作财产权作为一种事前标准，以法律的形式公示权利范围，为各方提供了一个稳定的交易预期。[21]然而，法定著作财产权的效力优势，是以牺牲权利类型的丰富性为代价的。为将权利的界定和公示维持在一个公众能以较低成本理解、认识的程度上，法定权利只能以抽象化、标准化的方式存在，以保证交易的便捷。所谓抽象化，是指著作财产权的类型仅能涵盖作品最基本的利用方式，避免作品承载过多的财产权类型，保证使用者不会在权利内容的考量上耗费过多成本；所谓标准化，是指著作财产权的类型和内容不得随意创设，通过类型限制降低权利的公示成本。因此，著作财产权只能满足著作权市场的基本需要，而无法应对全部的交易情形。从再分配来看，软件著作权许可合同旨在弥补著作财产权标准化的局限。鉴于数字时代软件利用方式的多元性，传统著作财产权无法涵盖软件的特殊利用方式。著作权许可合同作为一种私人界定权利的手段，可根据具体情势的需要变更权利的初始配置，以发掘作品的最优利用方式。著作权许可合同的最大优势，在于其允许当事人基于特定交易目的和交易情势突破标准化的法定权利配置。这种私人权利配置方式乃是对法定权利界定和归属的“修正”，潜在的交易者因此须在软件权利类型的调查、评估和监督上增加额外的交易成本。申言之，从权利配置的角度看，软件著作权许可合同的本质是以私人主导权利配置的方式弥补法定权利在软件著作权市场中的不足，使交易主体根据具体情况有效调整权利安排。</P>
      ２。软件著作权许可合同的合法性理论前提</P>
      软件著作权许可合同所实现的权利配置是否具有合法性，应看其是否使软件产生了比法定权利保护更高的效益。对著作权许可合同所创造效益的考察，不能仅参考其与著作权法的契合度，而应结合软件著作权市场中相关商业模式的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的变化关乎商业模式的创新，而商业模式中出现的新客体和利用方式，需要通过权利配置发挥效用。</P>
       从交易成本的角度出发，软件著作权许可合同的合法性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得到证明。</P>
      （１）著作权许可合同与软件客体范围的界定。在权利客体界定问题上，软件著作权许可合同通过扩大客体范围来实现软件价值的内部化，激励权利人发挥软件的最大效用。传统“思想／表达二分法”的意义，旨在共享思想的前提下鼓励独创的表达创新，因此法律只禁止表达的简单重复。对功能性作品而言，经济效用的发挥需要保护客体的工具性特征，因此传统界定标准无法保护软件的价值来源，需通过著作权许可合同来完善软件客体的界定。权利人以合同条款禁止反向工程，与立法和司法的规定不符。在立法上，虽然以技术措施禁止接触软件的合法性已得到广泛承认，但以实现软件兼容为目的的反向工程，一般被认定为技术措施的例外。[22]在司法上，法院认为，如果根据作品的性质需要通过复制来理解作品蕴含的思想，那么这种复制应被视为合理使用。[23]然而，无论是合理使用抑或技术措施例外，都是纠正市场失灵的制度工具，只有在交易成本过高以致阻碍作品正常传播时才适用，因此其判定要素除作品的性质外，还包括使用目的和性质、使用比例、对作品价值和潜在市场的影响三个要件，这样才能正确发挥上述限制制度解决市场失灵的功能。法院为承担维持软件的法定客体判定标准，显然过于关注作品性质这一要件，却忽略了作品的使用目的和对潜在市场的影响。[24]功能性作品的特殊性以及合理使用原则的适用，造成权利人因无法区分使用者“借鉴行为”的合法性而承担额外的监管成本。法律对合法反向工程的模糊界定，其他软件提供商借此在开发环节上得以节省大量开发成本，并损害了原软件经济价值的实现。权利人不得不在技术措施上投入成本，以自力救济的方式阻止使用者任意获取涉及软件功能的信息，同时也抵消了权利人研发、升级软件的经济诱因。有鉴于此，与其让权利人为保护源代码与使用者在技术上比拼，不如直接通过制度保护来降低交易成本。允许权利人通过合同对反向工程加以“概括禁止”，可以有效降低权利人禁止反向工程所耗费的技术和监管成本，最大限度保护了软件的功能价值。软件著作权许可合同在软件客体范围上的突破，旨在解决“思想／表达二分法”在保护软件创意和架构时的困难。既然著作权法的目的是解决公共产品造成的市场失灵，那么软件著作权许可合同也应该被允许用来纠正因著作权法的滞后性带来的市场失灵。作为一种权利再分配的手段，著作权许可合同通过改变法定的客体界定标准，使因著作权法保护不力导致的外部性转化为权利人的收益，以此激励权利人实现软件经济价值的最大化。</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