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纳的远见

2006年9月2日18:56:37

李琛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纪晓岚编了《四库全书》之后，便不想写东西了，因为他发现前人把一切都道尽了。有时抽空读读古人的书，确实会由衷地生出“太阳底下无新事”之感。J.D.贝尔纳是英国著名的物理学家，他写过一本科学学著作——《科学的社会功能》 ，这本写于1938年的书所表达的对知识产权制度的看法，与现代学者所谓的最新反思，竟然不谋而合。

和标准的通说大异其趣，贝尔纳根本没有赞颂知识产权制度“在天才之焰中添加利益之薪”，而是在“对科研的扼杀”一节中大谈专利如何扼杀发明。他对专利的第一句评论是：“另一个严重干扰科学成果的应用过程的因素是专利法。”作为一名科学家而非法学家，贝尔纳令人称奇地发觉了专利制度的诸多弊端，例如发明人得不到奖赏，利益悉归企业；某些人取得专利不是为了应用、而是为了阻挠他人使用。最有趣的是，贝尔纳特别提到了药品专利问题，“在药品领域，有人可以利用专利权扼杀科研工作，因而，真正有价值的药品的价格可能维持多年不变。这实际上是把贫穷的病人判处死刑。”自多哈回合以来，药品专利与公共健康成为知识产权法学的热门话题之一。这个热门问题竟然在70年之前的著作中就被预见到了。

在告诫今人“信而好古”之余，贝尔纳的远见可以启迪我们重新思考知识产权制度的功能。贝尔纳是一个科学家，他站在创造者的角度观察知识产权制度，发现真正的创造者处于利益的边缘，而知识产权的主流学说一直在重复一个论断：知识产权制度的功能在于鼓励创造。米兰·昆德拉在研究了著作权法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作家、作曲家、画家、诗人、小说家的问题在其中占据一个微不足道的位置……”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被奉为核心利益主体的代表们（科学家、文学艺术家）丝毫没有感受到制度的温暖。只要我们摆脱通说的诱惑，无论看历史还是看现状，都会发现知识产权的利益主体从来都不纯粹。积极推动著作权制度产生的利益阶层是出版商，“十五的月亮十六元” 现象表明创作者获取的利益是最小的。谁离市场最近，谁获得的利益最多，而创造者往往是离市场最远的人。

但是，这绝不意味着知识产权制度本身是恶的。相反，我们不应当要求知识产权制度负担“鼓励创造”的功能。我们从来就不要求物权制度能够“鼓励体力劳动”，财产权制度只能分配财产中蕴涵的利益，而不能直接决定财产的来源。以著作权的归属制度为例，取得著作权的主体除了作者，还可能是投资者、组织者、雇佣者，“鼓励创造”不过是著作权制度运行的可能结果之一，该制度也会带来鼓励投资、鼓励传播的结果，而我们的理论只是选择了最为动人的“鼓励创造”作为公开的旗号。没有证据表明，知识产权制度产生之后的创造行为多于知识产权制度产生之前。但可以确定的是，知识产权制度促进了创造成果的产业化，因此加速了创造成果的传播与应用。因此，知识产权制度的影响，不是针对智力成果的产生，而是智力成果的利益分配。

“鼓励创造”的口号是动人的，因此投资者、传播者都愿意将自己的利益隐藏在这个口号之下。由此带来了双重危险：1、借着“鼓励创造、社会进步”的理由，创造者以外的利益集团不断扩张知识产权的范围；2、面对知识产权过度扩张带来的弊端，人们迁怒于创造者。事实上，所谓的“知识产权人”从来就不是单一的利益集团。双重危险叠加的后果，就是贝尔纳描述的情形：“现行的专利法一方面无法奖赏发明家，另一方面却往往严重损害公众利益。”

如果我们发现预想的“鼓励创造、社会发展”的美景未能实现，大可不必愤怒。希望知识产权制度能够自然导出“鼓励创造”的结果，本来就是一种过高的期许。如今，“知识产权策略论”有悄然流行的趋势，这就是过度愤怒的结果，不再相信理论，只讲“策略”。一踏上这条路，法学必将死去，只有“法术”。我们错看了知识产权制度，反说它欺骗了我们。

网站编辑：刘友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