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专利制度改革的实证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

当然，荷兰政府为废除专利法承受了越来越大的压力。首先是实业家们强烈要求恢复专利制度；其次是来自国际保护知识产权联合国际局（BIRPI，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前身）的敦促。由于BIRPI是巴黎公约的管理机构，而荷兰政府基于使其国内公司的商标获得国际保护的目的，也加入了巴黎公约。作为巴黎公约的成员国，却没有本国的专利保护制度，这种现状使他们面临着被逐出公约的潜在可能性。终于在1910年荷兰恢复了专利法。

（二）俄国建立独特专利制度的努力

俄国1896年的专利制度改革是为适应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而重建专利制度的尝试。与同一时期的专利制度相比，既与俄国之前的对专利的弱保护制度相区别，也与发达国家的专利制度不同。

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俄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努力以促进技术创新，由此也激起了对是否建立专利制度的激烈讨论。但最终在1812年决定建立专利制度，是由两个外国发明者就其发明的蒸馏方法向俄国申请排他性权利事件引发的。这两个人只要求对其发明享有排他性权利，并不要求早期沙皇授予的就某个工业领域享有垄断权的那种“制造商特权”（manufacturer’s privileges）。俄国政府基于该要求颁布了一个法令，承认该发明可以享有权利。但当时授权的种类上非常有限，如申请人对现有产品的改进是不能被授权的。但即使是这种有限的授权也引发了很多批评，授权给外国发明者和那些没有及时将其专利付诸实践的人的做法，被认为不能体现国家的最大利益。

针对的当时争论的几个焦点问题，俄国在1833年实施了一项改革。第一，外国专利权人被授予了一类特别保护，称之为引进专利（patent of importation），他们不仅只享有6年的较短保护期限（国内专利权人是10年），并且费用也更高；第二，设立了一种称之为附加专利（patents of addition）的新类别，允许发明者对其在后的改进性发明享有专利权，但使用附加专利的前提是必须获得原始专利权人的许可；最后，还提出了未使用专利的保护期问题，如果专利权人不能证明其专利已经付诸实施，则只能获得四分之一专利期限的保护，即，国内申请者是两年半、国外申请者一年半的保护期，以此促进专利技术的实施。这些过分严格的规则尤其是对外国发明者在短期内必须实施的要求妨碍了专利制度的发展。据统计，在1830－1833年四年里共授予了19项专利，在后面的1834－1837年四年中仅为17项，而随后的几年尽管数量有所增长，但直到1875年授权数才达到100项。而同期许多欧洲国家的专利授权数增长显著，如，1875年比利时专利授权数已高达2500项。

鉴于俄国专利制度的低效，在19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俄国技术委员会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建议，但俄国技术委员会为此承受了同所有发展中国家在建立专利制度时相同的顾虑：一方面，俄国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十分严重。俄国的工程师和管理者非常有限，国家需要吸引外国人对技术领域的投资并引进技术，但西方竞争者的出现又迫使国内的管理者必须重视技术创新以获得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外国发明者对技术的垄断方式也令人担忧。特别是政府官员担心外国专利权人滥用其垄断权，在国内大量的制造业利用国外专利时被要求支付巨额费用。

为满足欠发达国家在重建专利法时的特殊需要，俄国国会最后还是拿出了一个折衷的专利法。一方面，新法采用了许多措施使专利更具有吸引力。如，新法中专利权期限长达15年，外国人的专利权期限与国内专利人相同，实施专利的期限要求对两类专利都增长到5年。并且，1833年立法中的某些特殊条款也被取消，如，新法取消了就相同发明若两个人同时申请专利均不授予专利权的规定；另一方面，俄国政府对诸如德国和法国模式的专利制度采取了抵制态度，并且拒绝加入巴黎公约。俄国政府认为加入公约将限制政府对那些具有投机性的外国专利采取强制措施的能力以及导致本国的发明创新服务于国外市场而非国内市场。

（三）美国在《技术创新法案》和《拜－杜法案》中的创新

关于美国政府对其投资的研究的成果享有专利权的问题引起的诉讼和国会的争论可以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这场论战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了更激烈的争议。在战争期间，联邦政府在R&D的投入的扩大使人们对这些发明的权利归属更为关注。由罗斯福总统委托提交的两份报告得出了两个不同的结论，并构成了以后数十年争论的框架。

数十年争论的结果促使了1980年美国联邦政府在专利政策改革上一次真正意义的创新。在这次制度改革中，体现了美国政府与国会均将实验室研发成果转移给产业界视为提升国家竞争力措施的认识上的统一，并尽力在政策和法律层面上提供技术转移的良好发展条件。这些制度以1980年的史蒂文生-怀德技术创新法案(Stevenson-Wydler Technology Innovation Act)以及拜－杜法案(Bayh-Dole Act)为主体，也包括国会之后陆续提出的多项修正法案。

第二，学术机构对技术许可活动更加重视。例如，美国大学的技术转移办公室从1980年的25个增加到1990年的200个。

第四，影响了美国知识产权司法进程。美国1982年成立了专门受理专利案件的上诉法庭，这在专利权制度史上是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事件。

（四）日本在知识产权战略中的措施

　　根据知识产权战略大纲，日本国会于2002年11月通过了《知识产权基本法》。该法由四章三十三条组成，其目的在于有计划、集中推动知识产权相关措施的实施，以提高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持续发展。该基本法明确了国家、地方团体、大学、企事业单位的不同职责；规定了有关研究开发、成果转让、加快授权、改善诉讼程序、反侵权、国际协调、新技术保护、人才保障等各方面的基本措施；更为重要的是该法在内阁设立由政府首脑－－首相任本部长的知识产权战略本部，作为统一推行知识产权战略的专门机构，同时该战略本部还将调查、审议和统一调整知识产权重要措施。

《知识产权基本法》的主要贡献其实并不在于其中的规则具有如何的创新性，但通过法律形式将知识产权从部门主管的事务上升至国家性事务，尤其是以政府首脑为本部长的知识产权战略本部的成立，为知识产权战略的推行及相关措施的实施提供强有力的机制。这一措施在其他国家未见，表现了日本在知识产权制度改革上的开拓性，也反映了日本政府对知识产权市场的管制介入姿态，虽然其效果还有待实践检验，但至少充分体现了日本对知识产权问题的高度重视。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历史上政府干预市场的效果并不令人乐观。在日本引以骄傲的汽车、机器人及照相机和电子游戏领域，日本政府的作用很小；而在化学制品、飞机、软件和金融服务行业，由于政府实行全面地干预，给予补贴，组织合并，并提供长期的保护，则造成了这些行业缺乏竞争力，并未形成预期的优势。故对《知识产权基本法》的实施及其效果，应持审慎态度。

二、历史反思：专利制度改革的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对专利制度改革历史演进中具有典型意义的四个国家实践的解读，并参考其它国家的改革实践，对影响一国专利制度改革的原因可以作以下分析解释：

首先，专利保护与否及保护的程度由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尤其在专利制度发展的早期，相对发达的国家更可能选择专利制度，并允许专利权人有较长的时间将其专利付诸实施；而发展中国家则倾向于抵制或被动移植，且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会在移植中倾向于偏低的保护水平。在近三十年，各国对专利制度的认同和专利保护水平的趋同性获得超常的发展，其主要因由为专利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在许多国家的实践和学者的实证中得以证实，且WTO框架下TRIPS最低保护标准的强制性要求起到决定性推动作用。

第二，国家的政治体制、尤其是国家权力的集中程度对专利制度规则有非常重要的影响。高度集权国家往往会无视国民待遇原则在专利制度中的适用，而给予外国专利权人低水平的保护和高标准的实施义务；但同时他们也会采取某些措施限制专利保护的范围，诸如在对早期发明提供保护所必备的条件更为苛刻或对专利授权收取较高的费用等等；通常民主体制的国家均较早建立了专利制度并规定较长的保护期间，其它国家的情形却大至相反。

第三，国家法律制度的历史渊源和传统也是关键的影响因素。法律传统的不同对专利制度具有非常明显且持久的影响，如，在法国殖民地早期的专利保护一直歧视外国专利权人，且大陆法系国家对专利权人有更多的限制，诸如专利必须付诸实施的期限较短、德国和北欧的强制许可措施等等；在专利的费用方面，大陆法系国家较英美法系国家更高。当今，尽管随着制度的交流不同法系专利制度的差别已经逐渐缩小，但我们依然可以找到这些传统一直延续下来的痕迹。

三、现实启示：对我国专利制度改革的思考

本文所提供的四个实例无疑是浓缩了国际专利制度改革的历史，简化了这个过程中长期的、复杂的、甚至是生动的细节。今天，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追求国际专利乌托邦的情势下，由单个国家的改革推动专利制度历史的情形已成为过去时。但即使如此，我们依然可以从抽样的历史实例分析中得出一些启示，对目前已经启动的我国专利法第三次修改、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制定以及以后专利政策的出台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Page]

其一，专利制度的改革不是“一劳永逸”的，应对制度改革的绩效进行适时监控、评估并作出即时矫正。本文所列举的四个实例中，除刚刚进行的日本改革，其它三个国家的改革都是非常持久的，这种贯穿于制度改革中的一劳永逸思想可能导致负效应。正如科学实验，对实验中发现的偏差进行修正或重新设计才可能逐步接近正确的方案，制度改革实验亦同此理。许多国家在制度改革中往往注重前期论证而忽视后期评估，而每次改革都被证明一旦改革的制度启动就很难取消，这使不当的或是有益的改革均可能对国家的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构成长期影响。

其二，行政权力以法律的形式深度介入专利制度乃至国家创新体系的运行成为知识产权制度创新的一个重要动向。这种尝试的先行者恰恰是在贸易自由和司法独立上最为强调的发达国家，从前面所介绍的美国和日本对知识产权制度运行中的政府干预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两国在促进技术创新、推动技术的转化和利用的各个环节，都采取了似乎更有利于促进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运行的行政措施，其中许多思路已上升为具有公法性质的法律规范或法律，体现了国家干预对知识产权私法领域的强势介入。虽然日美国情与我国有很大差异，但他们熟练并灵活地制度运用能力以及在制度创新中的诸多尝试对完善我国知识产权制度运行及政府管制极具启发作用。

而许多史实已证明，专利制度改革对专利的构成比例的影响十分明显，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向创新行为。在本文可以考证绩效的前三个实例中，专利制度改革似乎都在影响着专利构成比例：荷兰恢复专利制度以后，外国专利申请量增加了；1896年俄国专利制度改革后国内和国外的专利申请均显著增加；自拜－杜法案通过以后美国大学专利申请量明显增加。制度和政策的不同导向驱使创新主体的不同行为反应，进而可以形成不同层次的创新成果。目前我国专利制度改革中尤其应该重视的问题是，市场化的制度导向致使着眼于短期利益的创新行为（渐进性创新）几乎取代根本性创新成为我国创新主体的主要追求的现状，应该在法律制度规制和政府干预两个层面予以矫正。在制度层面，应对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规定较严格的授权程序并在法律保护水平上与发明专利拉开差距，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低层次专利泛滥；在政策层面，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和相关配套政策中应扶持对产业发展具有启动或推进作用的高水平创新工作，提升根本性创新的比例，以保持并增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