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著作权侵权责任

[24]参见前引[16]，张新宝主编书，第45页。
[25]美国Napster一案即是关于“实际认识”主观状态判断的典型案例。Napster公司的共同创办人在其起草的文件中，明示用户之间交换的是盗版音乐，因此需隐匿用户的真实姓名和IP地址；美国唱片协会曾就侵权音乐问题向Napster发出通知，但后者未加处理。由此法院认为，Napster对于用户的侵权行为符合实际认知的要件。参见A&M Records, Inc. v. Napster, Inc. 239F. 3d 1021 (9thCir. Cal. 2001)．
[26]美国Aimster一案的判决，对“推定认识”标准的适用作出了说明。被告辩称，用户采用其提供的加密服务，因而无法知悉用户传输的文件内容。法院认为，加密服务并不能阻止被告知悉，虽然被告无法知悉用户传输音乐文件的内容，但帮助侵权责任并不要求如此具体的知悉，即Aimster构成“有理由认知”。参见In Re Aimster Copyright Litigation, 252 F. Supp. 2d (7th Cir 2003).
[27]参见前引[4]，王胜明主编书，第185页。
[28]参见《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22、23条。
[29]参见《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20、21条。
[30]参见刘家瑞：《论我国网络服务商的避风港规则》，载《知识产权》2009年第2期；司晓、范露琼：《通知删除规则的理解与适用》，载《中国版权》2009年第3期。
[31]参见梁慧星主编：《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32]参见前引[16]，张新宝主编书，第28-29页。
[33]参见张新宝、唐青林：《共同侵权责任十论》,http：//www. civillaw. com. cn/article/default. asp？ id＝18319,2010年5月3日访问。
[34]参见前引[1]，王迁、王凌红书，第7页。
[35]王家福主编：《民法债权》，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39页。
[36]参见前引[16]，张新宝主编书，第33页。
[37]前引[35]，王家福主编书，第43页。
[38]参见前引[6]，杨立新书，第69页。
[39]参见张维迎、邓峰：《信息、激励与连带责任—对中国古代连坐、保甲制度的法和经济学解释》，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前引[33]，张新宝、唐青林文。
[40]Sony Corp. of America, Inc. v. Universal City Studios, Inc.，464 U. S.(1984).
[41]美国专利法规定，销售某种商品，它既可以作为一种侵权专利产品的部件使用，也可以被因为“实质性非侵权”用途，那么，该行为将免于被指控为帮助侵权。See Federal Patent Law, 35 U. S. C. 271*, (2000).
[42]Metro-Goklwyn-Mayer Studios, Inc. v. Groster, 125 S. Ct, 2764(2005).
[43]Timothy Wu, Copyright Communications Policy, 103 Mich. L. Rev. 278(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