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著作权法观念的历史思考
来源：知识产权学术与实务研究网 作者：吴汉东 时间：2009-02-21 阅读数:
“眉山程余人宅刊行。已申上申，不许复版”的字样，内容涉及出版者姓名、版权保留声明，授权机关，是历史上最早的版权标记。自宋元以来，书籍牌记常有“不许翻刻”、“不许重刻”、“敢有翻刻必究”、“翻刻千里必究”的字样，以至“版权所有，翻印必究”已经成为我国维护著作权的专门术语，沿用至今。其二，以寻求特许或讼争为途径，保护其专有权利的行使。据晚清著作《书林清话》记载，自宋代起，从事图书出版的“有力之家”，有呈请地方官府颁布特许令状的风气。南宋嘉熙二年(1238年)祝穆刊印《方舆胜览》，为防他人翻刻，申呈两浙转运司予以保护，其原刻本自序后有“两浙转运司录白”，云“照得雕书，合经使台申明，乞行约束．庶绝翻版之患。”这是历史最早记载的特许令状。明崇祯刻本曹士衍《道元一气》，在书前告白写道：“倘有无知利徒，影射翻刻，誓必闻之当道，借彼公案，了我因缘。”这说明，出版者已有相当强烈的著作权观念和司法保护意识。其三，以维护作者声誉、读者利益为目的，呼吁尊重作品的完整权。与财产利益的主张相呼应，精神权益的追求也得到进一步扩张。宋司马光在《记历年图后》说，其著作《历年图》原稿，“杂乱无法，聊以私便于讨论”，本不敢公开发表，不期他人摹刻，多有谬误，“今此浅陋之书即不可掩，因刊正使复其旧而归之。”(《司马文正公传家集》)为了维护其声誉和利益，司马光只好自己出资刊印，以便纠正前书之误。元陈棠在《古今韵会举要》原刻本的牌记中称。该书共30卷，“今缔诸梓，三复雠校，并无伪误”．“窃恐嗜利之徒，改换名目，节略翻刻，纤毫争差，致误学者。”(《书林清话》)这里，书籍牌记不但注意维护自身的著作权利益，而且顾及到创作者、传播者、使用者三者之间的关系了。
一般认为，专有出版的权利要求是近代著作权观念的先声，特许权制度的存在与著作权制度的产生具有历史的连接意义。中国早在12世纪就出现的著作权思想萌芽，缘何遭到历史岁月的湮没，无法结出作者个人权利的果实?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不许复版”，虽是作者、出版者呈请特许保护的权利主张；而“犹禁擅镌”也是封建文·化专制的禁锢手段。历代封建王朝厉行文化钳制政策，禁书毁版，对官刻本民间不得私印，对违禁书坊间不得自流。这种以思想禁锢为目的的“犹禁擅镌”，具有强烈的反著作权思想色彩。思想自由的文化政策、活字印刷的传播技术、精神产品的商品化是近代著作权制度产生的基础。而压制言论自由，禁止新思想传播．只是一种封建图书审查制度，与作者的权利毫无关系。
再次，“不许复版”，虽是权利人为赢得专有权而进行的抗争，但取得特许仅是个别的历史现象。诚如《书林清话》所云：“当时一二私家刻书，陈乞地方有司禁约书坊翻版，并非载在令甲，人人之所必遵。特有力之家，声气广通，可以得行其志耳。”由此可见，这种专有出版权的保护并未制度化，特许令状仅是个别保护、局部保护，是一种官府的行政庇护。由于中国封建法制的滞后，“翻印必究”的权利主张在很大的程度上只是装饰牌记的空文。
最后，“不许复版”特许令状的主要受益者是出版者，而作者权益仅受到间接的保护。从权利主张的内容来看，出版者考虑的多是印书之利，而创作者更为专注的似为文章之誉。《书林清话》记载，宋代国子监关于《丛桂毛诗集解》禁止翻版的“公据”，曾述及作者“刻志穷经，平生精力毕于此书”，恐他人盗印“窜易首尾．增损音义”，从而违反作者原意，造成作者“明经之玷”。这里仅顾及作者名誉，而未涉及作者的财产利益。所谓“君子不言利”，“罪莫大于多欲”；“立言后世“教化为先”；传统的道德思想阻碍作者主张自己的财产和人身的双重利益，因而无法奏出权利要求的最强音。1709年的英国{安娜法令》之所以被公认为是具有现代意义的著作权法，其主要原因在于该法将权利主体从印刷商扩大到包括作者、印刷商在内的一切著作权所有人。
而在封建中国，作者却未能形成一个独立的利益群体，最终成为这种知识财产权利的享有者。
三、走出铁幕；西方著作权观念的传人和中国启蒙思想家的呐喊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文化随之进入一个新的变革时期。西方经济、科技、文化的侵入，极大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出版、文化事业的生前繁荣，为中国著作权观念的发育和制度的诞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其一，新式印刷业的产生与发展。我国活字印刷术传入欧洲后，被广泛使用并很快得到改进。西方人结合他们的文字特点和机器工业，将印刷业改造成一项与文化事业密切相关的产业。自19世纪初年，西方机械印刷业传入我国，逐渐取代传统的雕版印刷术。至20世纪初付，国内重要商埠如上海、汉口、天律等地的印刷业已演变成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工业企业。其二，新式出版业的崛起与繁荣。在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激荡之下，报纸、杂志和书籍出版机构相继出现。其中，商务印书馆和文明书局是当时出版业的巨擘。此外，还出现了一些大报馆，如申报馆、时报馆、新闻报馆等，对促进出版业的发展也有积极的影响。
西学东渐，涌入国内的，除了新的商品和生产关系外．还有新的思想理论。西方名著如赫胥黎的《天演沦》、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等相继译介到中国，其内容涉及社会、经济、财政、政治等各个领域，而在法律思想方面，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J Allem，1836—1907)就是一位在中国倡导和宣传西方著作权制度的重要代表人物。林乐知1859年来华，先任上海广方言馆教习兼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翻译，后参与创办广学会，主编《万国公报》。他评介西方诸国的著作权保护概况，在其翻译的《版权通例》一书中写道，“西方各国有著一新书、创新法者，皆可得文凭以为专利，而著新书所得者名日版权，”他批驳社会上对著作权保护的盲目批评，在其著述的《版权之关系》一文中说道：“著书者瘁其心力，印书者出其资本，而共成一书以供社会．使社会之人皆得此书之益，则必思有以报之，于是乎有版权。
一般认为，专有出版的权利要求是近代著作权观念的先声，特许权制度的存在与著作权制度的产生具有历史的连接意义。中国早在12世纪就出现的著作权思想萌芽，缘何遭到历史岁月的湮没，无法结出作者个人权利的果实?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不许复版”，虽是作者、出版者呈请特许保护的权利主张；而“犹禁擅镌”也是封建文·化专制的禁锢手段。历代封建王朝厉行文化钳制政策，禁书毁版，对官刻本民间不得私印，对违禁书坊间不得自流。这种以思想禁锢为目的的“犹禁擅镌”，具有强烈的反著作权思想色彩。思想自由的文化政策、活字印刷的传播技术、精神产品的商品化是近代著作权制度产生的基础。而压制言论自由，禁止新思想传播．只是一种封建图书审查制度，与作者的权利毫无关系。
再次，“不许复版”，虽是权利人为赢得专有权而进行的抗争，但取得特许仅是个别的历史现象。诚如《书林清话》所云：“当时一二私家刻书，陈乞地方有司禁约书坊翻版，并非载在令甲，人人之所必遵。特有力之家，声气广通，可以得行其志耳。”由此可见，这种专有出版权的保护并未制度化，特许令状仅是个别保护、局部保护，是一种官府的行政庇护。由于中国封建法制的滞后，“翻印必究”的权利主张在很大的程度上只是装饰牌记的空文。
最后，“不许复版”特许令状的主要受益者是出版者，而作者权益仅受到间接的保护。从权利主张的内容来看，出版者考虑的多是印书之利，而创作者更为专注的似为文章之誉。《书林清话》记载，宋代国子监关于《丛桂毛诗集解》禁止翻版的“公据”，曾述及作者“刻志穷经，平生精力毕于此书”，恐他人盗印“窜易首尾．增损音义”，从而违反作者原意，造成作者“明经之玷”。这里仅顾及作者名誉，而未涉及作者的财产利益。所谓“君子不言利”，“罪莫大于多欲”；“立言后世“教化为先”；传统的道德思想阻碍作者主张自己的财产和人身的双重利益，因而无法奏出权利要求的最强音。1709年的英国{安娜法令》之所以被公认为是具有现代意义的著作权法，其主要原因在于该法将权利主体从印刷商扩大到包括作者、印刷商在内的一切著作权所有人。
而在封建中国，作者却未能形成一个独立的利益群体，最终成为这种知识财产权利的享有者。
三、走出铁幕；西方著作权观念的传人和中国启蒙思想家的呐喊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文化随之进入一个新的变革时期。西方经济、科技、文化的侵入，极大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出版、文化事业的生前繁荣，为中国著作权观念的发育和制度的诞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其一，新式印刷业的产生与发展。我国活字印刷术传入欧洲后，被广泛使用并很快得到改进。西方人结合他们的文字特点和机器工业，将印刷业改造成一项与文化事业密切相关的产业。自19世纪初年，西方机械印刷业传入我国，逐渐取代传统的雕版印刷术。至20世纪初付，国内重要商埠如上海、汉口、天律等地的印刷业已演变成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工业企业。其二，新式出版业的崛起与繁荣。在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激荡之下，报纸、杂志和书籍出版机构相继出现。其中，商务印书馆和文明书局是当时出版业的巨擘。此外，还出现了一些大报馆，如申报馆、时报馆、新闻报馆等，对促进出版业的发展也有积极的影响。
西学东渐，涌入国内的，除了新的商品和生产关系外．还有新的思想理论。西方名著如赫胥黎的《天演沦》、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等相继译介到中国，其内容涉及社会、经济、财政、政治等各个领域，而在法律思想方面，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J Allem，1836—1907)就是一位在中国倡导和宣传西方著作权制度的重要代表人物。林乐知1859年来华，先任上海广方言馆教习兼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翻译，后参与创办广学会，主编《万国公报》。他评介西方诸国的著作权保护概况，在其翻译的《版权通例》一书中写道，“西方各国有著一新书、创新法者，皆可得文凭以为专利，而著新书所得者名日版权，”他批驳社会上对著作权保护的盲目批评，在其著述的《版权之关系》一文中说道：“著书者瘁其心力，印书者出其资本，而共成一书以供社会．使社会之人皆得此书之益，则必思有以报之，于是乎有版权。
网站创始人
- 个人简介：（学术）
-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 知识产权法研究所所长、无形资产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
-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后
- 邮箱：fengxiaoqingipr@sina.com
-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25号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研究所
- 个人简介：（实务）
- 最高法院案例指导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
- 最高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研究中心首届研究员
- 中欧仲裁中心仲裁员
- 深圳、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 中国律协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委员
- 中国审判研究会知识产权审判理论专业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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