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的基本原则
来源：知识产权学术与实务研究网 作者：吴汉东 时间：2009-02-21 阅读数:
“可就高不就低”的做法。所谓“不就低”，就是采取“最低保护标准”，各缔约国必须遵从之；所谓“可就高”，即是否超出最低标准，各缔约国可自行选择之。超国际标准保护有两种途径：一是由缔约的国内法自行决定，即单方保护模式；二是缔约国之间进行双边协商，即双边条约保护。6这种超国际标准的例外规定，是对最低保护原则的重要补充。
（三）公共利益原则
公共利益原则，是指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权利行使，不得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应保持公共利益和权利人之间的平衡。这一原则既是一国知识产权制度的价值目标，也是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的基本原则。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利益平衡的法律观念。即当事人之间、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应当符合公平的价值理念，实现公共利益目标；二是权利限制与利用的法律制度。即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对权利人的专有权利予以必要的限制，以保证社会公众对知识产品的合理利用。
《知识产权协定》在题为“原则”的第8条规定：（1）成员可在其国内法律及条例的制定或修订中，采取必要措施以保护公众的健康与发展，以增加对社会经济与技术发展至关重要之领域中的公益，只要该措施与本协定的规定一致；（2）可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权利持有人滥用知识产权，防止借助国际技术转让中的不合理限制贸易行为或消极影响的行为，只要该措施与本协定的规定一致。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在序言中宣称：承认有必要按《伯尔尼公约》所反映的保持作者的权利与广大公众的利益尤其是教育、研究和获得信息的利益之间的平衡。《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在序言中就表演者、录音制品制作者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也作出了与《版权条约》相同的表述。
与上述国际公约不同，以往知识产权国际公约多是通过知识产权限制的有关制度来体现公共利益原则的。例如，《巴黎公约》第5条规定的强制许可制度，《伯尔尼公约》第10条规定的合理使用制度等。
公共利益原则的实现，涉及权利人利益与社会公众利益的平衡。就制度设计而言，直接关系到知识产权的保护与限制。在知识产权国际公约中，公共利益的目标表述为公共健康、社会发展、表现自由、公共教育等。这一目标的实现，在知识产权制度内部，是通过权利的限制与利用的相关规定得以保证的。当然，这种权利的限制与利用是在保护权利人利益基础上的必要限制和合理利用。正如美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知识产权之存在首先应有利于公共利益，其次才是使权利人本人受益。7
公共利益原则是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的重要原则，它与前述国民待遇原则、最低保护标准原则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如果说，最低保护标准原则在确定的标准范围内，统一了缔约国的国内立法，从而对体现国民待遇原则的立法自主权构成限制；那么公共利益原则则限定了缔约国国内立法的范围，以例外规定的方式产生了对最低保护标准原则的反限制。这即是说，在缔约国知识产权立法中适用最低保护标准时，可以根据相关国际公约规定的公共利益原则，规定对知识产权限制的若干例外情形。8
二、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基本原则与相关原则之关系
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的基本原则，体现了整个法律制度的价值目标。一方面，它要反映国际法的最高准则，以此作为构建国际知识产权法的原则基础；另一方面，它要对各项知识产权制度规则进行抽象，以此作为相关具体制度运行的基本依据。下面分述之：
与国际法原则的关系。国际法原则是指被各国公认的，适用于国际法的一切领域，构成国际法基础的基本的准则。在现代国际法中，《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一系列文件，形成了一个系统化的原则体系，为建立现代经济、文化、科技、贸易领域中的国际秩序奠定了法律基础。9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实际上是知识产权领域里一种比较完整且相对独立的国际法律体系，可以视为国际法或国际经济法中的组成部分，因此其制度构建离不开国际法的基石。具体说来，国际法的下列原则与国家知识产权法的基本原则之间的联系最为重要：（1）主权原则。主权原则是一项传统的国际法原则。它是整个国际法律体系的基础，其核心内容是主权国家的平等。主权原则是指各国应互相尊重主权，国家有决定其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制度的权利。就知识产权国际保护而言，主权原则的作用与影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这一原则体现为各国有权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选择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提供与本国经济、科技水平相适应的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待遇原则的适用反映了主权原则的精神，它不涉及缔约国主权的地域限制（即不要求适用外国法的规定），只是要求各缔约国在自己的领土范围内独立适用本国法律，不分外国人还是本国人给予平等保护。其次，国家主权的自我限制来源于国际公约的约束力，而不能是个别国家的强权压力，这是对知识产权保护进行国际协调的重要前提。最低保护标准原则的适用，使得国际公约（国际法）的相关规定转化缔约国知识产权（国内法）的具体规范，体现了各国以主权的必要限制来换取国际经济利益的追求。问题在于，发展中国家的这种要求在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满足。从本质上讲，“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是知识产权利益分配的国际机制”。10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知识产权保护既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贸易的先决条件，更是发达国家维持其贸易优势的法律工具，这种国家间利益的严重失衡，其实就是对处于弱势地位国家的主权的严重损害，国际社会对此给予高度关注。（2）发展权原则。发展权原则是一个“有关新国际经济秩序的国际法原则”。11发展权是第三代人权即集体人权的重要内容，按国际人权公约的说法，是所有人民“自由谋求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的权利，12 反映了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的出现以及它对权力、财富以及其他重要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分配的要求。13 1974年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对发展权作了明确诠释：发展权是普遍的权利，即“每个国家有权分享科学技术进步和发展的利益，以加速其经济与社会发展”；发展权对发展中国家尤为迫切和重要，该宪章要求“所有国家应促进发展中国家取得现代科学和技术成果”，“帮助发展和改造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然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并没有在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体系中得到充分的实现。1978年在日内瓦召开了关于制定《技术转让国际守则》的国际会议，由于知识产权的利益分歧等问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未能达成协议；反之，1994年《知识产权协定》的生效，则实现了发达国家建立一个较高标准和有力保障的知识产权制度的战略目标，进一步维系了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技术优势，一个以知识产权为后盾的技术优势。发展权原则对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中公共利益目标的实现是有着指导意义的。在一国范围内，通过知识产权的保护与限制，以协调各方的知识财产利益关系，这些制度构建在不违反国际公约所规定的最低保护标准的前提下是不难做到的。问题在于，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是否妥善顾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权利义务的适当平衡，是值得反思的。在现今国际贸易体制中，“知识产权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维护技术垄断地位、保护贸易利益、强化国家竞争优势的强大武器。”14在这种情况下，在国际公约中强调发展权原则的指导意义，并为公共利益原则的实现提供有效措施，是十分必要的。
与世界贸易组织总原则的关系。最惠国待遇原则是包括《知识产权协定》在内的所有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共同基本原则，旨在保证贸易的公平竞争，从而构成整个国际贸易体制的基石。15按照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拟定的《最惠国条款草案》的说法，所谓最惠国待遇即是给惠国给予受惠国或者与受惠国有确定关系的人或物的优惠，不低于该给惠国给予第三国或者与第三国有同样关系的人或物的待遇。在传统的知识产权公约中，一般不涉及国际贸易中的最惠国待遇问题。《知识产权协定》将这一原则直接移植到知识产权领域，这是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的重要变化。协定第4节规定：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某一成员给予另一成员国民的任何利益、优惠、特权或豁免，都应立即和无条件地给予所有其他成员的国民。这就是说，不应优待某一特定国家的国民而歧视其他国家的国民。《知识产权协定》规定最惠国待遇的适用是立即和无条件的，但同时也规定了一系列免除这一义务的例外：（1）由一般性司法协助及法律实施的国际协定引申出且并非专为保护知识产权的；（2）《伯尔尼公约》1971年文本或《罗马公约》所允许的不按国民待遇、而按互惠原则提供的；（3）本协定中未加规定的表演者权、录音制品制作者及广播组织权；（4）《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生效之前已生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协议中产生的，且已将该协议通知“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理事会”，并对其他成员之国民不构成随意的或不公平的歧视。在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方面，国民待遇原则与最惠国待遇原则都是针对外国人的主体资格所设定的规则，但两者有所不同：前者意在给予外国人与本国人以同等待遇，解决的是“内外有别”的不平等待遇问题；后者意在给予其他外国人与特定外国人以同等待遇，解决的是“外外有别”的歧视性待遇问题。在《知识产权协定》中，国民待遇原则是首要原则，而最惠国待遇原则是其补充。后者的意义在于，它是一种无差别的平等待遇，旨在使某一成员将给予另一成员国民的知识产权保护，同时应给予所有其他成员的国民。奉行最惠国待遇原则，概与20世纪下半叶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一些实际做法有关。当时的双边条约保护，常常出现一方给予某些优惠的情形。例如，80年代中期，在美韩双边协议中韩国承诺保护其本国法本来不予保护的美国药品和农业化学产品专利，而这一承诺构成了对欧盟国家相关专利的歧视。90年代初期，中美知识产权谅解备忘录中中国承诺对美国药品和农业化学物质产品专利给予行政保护，也引起欧盟国家及日本的同样要求。《知识产权协定》关于最惠国待遇的规定，旨在防止此类问题的发生。值得指出的是，目前一些发达国家在多边条约保护体系之外，通过双边协商途径，谋求得到高出《知识产权协定》保护水平的更多利益或优惠。例如，美国与欧盟、日本、澳大利亚之间的谈判，即产生或可能产生超出《知识产权协定》的高水平保护。根据最惠国待遇原则，这一优惠或利益应惠及所有缔约国。不过，发展中国家对此应谨慎态度，高水平保护可能是一种受益，但更多是一种义务。对经济技术落后的国家来说，不宜在最低保护标准之外，来寻求高水平知识产权保护。
与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具体原则之关系。在知识产权国际保护领域，缔约国无一都要奉行国民待遇原则、最低保护标准原则和公共利益原则，除此之外还遵循相关公约规定的若干具体原则。在工业产权保护领域主要有下列原则：一是独立性原则。它指缔约国国民就同一项发明或商标在数国（包括缔约国和非缔约国）取得的专利权或商标权，相互独立，各不相涉。这种独立性源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地域性。在一个缔约国授予的专利或取得的商标注册，对其他缔约国相关权利的存废没有任何约束力。独立性原则与国民待遇原则的精神相一致，即要求各缔约国在自己的领土范围内独立适用本国法律，外国人取得某一缔约国的专利权或商标权是独立的，但它与该缔约国国民享有的利益则是平等的；二是强制实施原则。它指在缔约国取得专利授权的人，必须在一定期限内在该缔约国境内实施其发明，否则国家将采取强制许可或撤销专利的措施。这一原则旨在督促专利技术应用，防止专利非法垄断。强制实施原则最早为《巴黎公约》所确认，《知识产权协定》现将其作为实现公共利益目标的重要举措。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宣言》的精神，出于维系公共健康的需要，缔约国有实施
（三）公共利益原则
公共利益原则，是指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权利行使，不得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应保持公共利益和权利人之间的平衡。这一原则既是一国知识产权制度的价值目标，也是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的基本原则。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利益平衡的法律观念。即当事人之间、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应当符合公平的价值理念，实现公共利益目标；二是权利限制与利用的法律制度。即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对权利人的专有权利予以必要的限制，以保证社会公众对知识产品的合理利用。
《知识产权协定》在题为“原则”的第8条规定：（1）成员可在其国内法律及条例的制定或修订中，采取必要措施以保护公众的健康与发展，以增加对社会经济与技术发展至关重要之领域中的公益，只要该措施与本协定的规定一致；（2）可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权利持有人滥用知识产权，防止借助国际技术转让中的不合理限制贸易行为或消极影响的行为，只要该措施与本协定的规定一致。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在序言中宣称：承认有必要按《伯尔尼公约》所反映的保持作者的权利与广大公众的利益尤其是教育、研究和获得信息的利益之间的平衡。《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在序言中就表演者、录音制品制作者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也作出了与《版权条约》相同的表述。
与上述国际公约不同，以往知识产权国际公约多是通过知识产权限制的有关制度来体现公共利益原则的。例如，《巴黎公约》第5条规定的强制许可制度，《伯尔尼公约》第10条规定的合理使用制度等。
公共利益原则的实现，涉及权利人利益与社会公众利益的平衡。就制度设计而言，直接关系到知识产权的保护与限制。在知识产权国际公约中，公共利益的目标表述为公共健康、社会发展、表现自由、公共教育等。这一目标的实现，在知识产权制度内部，是通过权利的限制与利用的相关规定得以保证的。当然，这种权利的限制与利用是在保护权利人利益基础上的必要限制和合理利用。正如美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知识产权之存在首先应有利于公共利益，其次才是使权利人本人受益。7
公共利益原则是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的重要原则，它与前述国民待遇原则、最低保护标准原则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如果说，最低保护标准原则在确定的标准范围内，统一了缔约国的国内立法，从而对体现国民待遇原则的立法自主权构成限制；那么公共利益原则则限定了缔约国国内立法的范围，以例外规定的方式产生了对最低保护标准原则的反限制。这即是说，在缔约国知识产权立法中适用最低保护标准时，可以根据相关国际公约规定的公共利益原则，规定对知识产权限制的若干例外情形。8
二、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基本原则与相关原则之关系
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的基本原则，体现了整个法律制度的价值目标。一方面，它要反映国际法的最高准则，以此作为构建国际知识产权法的原则基础；另一方面，它要对各项知识产权制度规则进行抽象，以此作为相关具体制度运行的基本依据。下面分述之：
与国际法原则的关系。国际法原则是指被各国公认的，适用于国际法的一切领域，构成国际法基础的基本的准则。在现代国际法中，《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一系列文件，形成了一个系统化的原则体系，为建立现代经济、文化、科技、贸易领域中的国际秩序奠定了法律基础。9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实际上是知识产权领域里一种比较完整且相对独立的国际法律体系，可以视为国际法或国际经济法中的组成部分，因此其制度构建离不开国际法的基石。具体说来，国际法的下列原则与国家知识产权法的基本原则之间的联系最为重要：（1）主权原则。主权原则是一项传统的国际法原则。它是整个国际法律体系的基础，其核心内容是主权国家的平等。主权原则是指各国应互相尊重主权，国家有决定其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制度的权利。就知识产权国际保护而言，主权原则的作用与影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这一原则体现为各国有权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选择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提供与本国经济、科技水平相适应的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待遇原则的适用反映了主权原则的精神，它不涉及缔约国主权的地域限制（即不要求适用外国法的规定），只是要求各缔约国在自己的领土范围内独立适用本国法律，不分外国人还是本国人给予平等保护。其次，国家主权的自我限制来源于国际公约的约束力，而不能是个别国家的强权压力，这是对知识产权保护进行国际协调的重要前提。最低保护标准原则的适用，使得国际公约（国际法）的相关规定转化缔约国知识产权（国内法）的具体规范，体现了各国以主权的必要限制来换取国际经济利益的追求。问题在于，发展中国家的这种要求在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满足。从本质上讲，“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是知识产权利益分配的国际机制”。10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知识产权保护既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贸易的先决条件，更是发达国家维持其贸易优势的法律工具，这种国家间利益的严重失衡，其实就是对处于弱势地位国家的主权的严重损害，国际社会对此给予高度关注。（2）发展权原则。发展权原则是一个“有关新国际经济秩序的国际法原则”。11发展权是第三代人权即集体人权的重要内容，按国际人权公约的说法，是所有人民“自由谋求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的权利，12 反映了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的出现以及它对权力、财富以及其他重要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分配的要求。13 1974年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对发展权作了明确诠释：发展权是普遍的权利，即“每个国家有权分享科学技术进步和发展的利益，以加速其经济与社会发展”；发展权对发展中国家尤为迫切和重要，该宪章要求“所有国家应促进发展中国家取得现代科学和技术成果”，“帮助发展和改造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然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并没有在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体系中得到充分的实现。1978年在日内瓦召开了关于制定《技术转让国际守则》的国际会议，由于知识产权的利益分歧等问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未能达成协议；反之，1994年《知识产权协定》的生效，则实现了发达国家建立一个较高标准和有力保障的知识产权制度的战略目标，进一步维系了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技术优势，一个以知识产权为后盾的技术优势。发展权原则对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中公共利益目标的实现是有着指导意义的。在一国范围内，通过知识产权的保护与限制，以协调各方的知识财产利益关系，这些制度构建在不违反国际公约所规定的最低保护标准的前提下是不难做到的。问题在于，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是否妥善顾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权利义务的适当平衡，是值得反思的。在现今国际贸易体制中，“知识产权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维护技术垄断地位、保护贸易利益、强化国家竞争优势的强大武器。”14在这种情况下，在国际公约中强调发展权原则的指导意义，并为公共利益原则的实现提供有效措施，是十分必要的。
与世界贸易组织总原则的关系。最惠国待遇原则是包括《知识产权协定》在内的所有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共同基本原则，旨在保证贸易的公平竞争，从而构成整个国际贸易体制的基石。15按照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拟定的《最惠国条款草案》的说法，所谓最惠国待遇即是给惠国给予受惠国或者与受惠国有确定关系的人或物的优惠，不低于该给惠国给予第三国或者与第三国有同样关系的人或物的待遇。在传统的知识产权公约中，一般不涉及国际贸易中的最惠国待遇问题。《知识产权协定》将这一原则直接移植到知识产权领域，这是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的重要变化。协定第4节规定：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某一成员给予另一成员国民的任何利益、优惠、特权或豁免，都应立即和无条件地给予所有其他成员的国民。这就是说，不应优待某一特定国家的国民而歧视其他国家的国民。《知识产权协定》规定最惠国待遇的适用是立即和无条件的，但同时也规定了一系列免除这一义务的例外：（1）由一般性司法协助及法律实施的国际协定引申出且并非专为保护知识产权的；（2）《伯尔尼公约》1971年文本或《罗马公约》所允许的不按国民待遇、而按互惠原则提供的；（3）本协定中未加规定的表演者权、录音制品制作者及广播组织权；（4）《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生效之前已生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协议中产生的，且已将该协议通知“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理事会”，并对其他成员之国民不构成随意的或不公平的歧视。在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方面，国民待遇原则与最惠国待遇原则都是针对外国人的主体资格所设定的规则，但两者有所不同：前者意在给予外国人与本国人以同等待遇，解决的是“内外有别”的不平等待遇问题；后者意在给予其他外国人与特定外国人以同等待遇，解决的是“外外有别”的歧视性待遇问题。在《知识产权协定》中，国民待遇原则是首要原则，而最惠国待遇原则是其补充。后者的意义在于，它是一种无差别的平等待遇，旨在使某一成员将给予另一成员国民的知识产权保护，同时应给予所有其他成员的国民。奉行最惠国待遇原则，概与20世纪下半叶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一些实际做法有关。当时的双边条约保护，常常出现一方给予某些优惠的情形。例如，80年代中期，在美韩双边协议中韩国承诺保护其本国法本来不予保护的美国药品和农业化学产品专利，而这一承诺构成了对欧盟国家相关专利的歧视。90年代初期，中美知识产权谅解备忘录中中国承诺对美国药品和农业化学物质产品专利给予行政保护，也引起欧盟国家及日本的同样要求。《知识产权协定》关于最惠国待遇的规定，旨在防止此类问题的发生。值得指出的是，目前一些发达国家在多边条约保护体系之外，通过双边协商途径，谋求得到高出《知识产权协定》保护水平的更多利益或优惠。例如，美国与欧盟、日本、澳大利亚之间的谈判，即产生或可能产生超出《知识产权协定》的高水平保护。根据最惠国待遇原则，这一优惠或利益应惠及所有缔约国。不过，发展中国家对此应谨慎态度，高水平保护可能是一种受益，但更多是一种义务。对经济技术落后的国家来说，不宜在最低保护标准之外，来寻求高水平知识产权保护。
与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具体原则之关系。在知识产权国际保护领域，缔约国无一都要奉行国民待遇原则、最低保护标准原则和公共利益原则，除此之外还遵循相关公约规定的若干具体原则。在工业产权保护领域主要有下列原则：一是独立性原则。它指缔约国国民就同一项发明或商标在数国（包括缔约国和非缔约国）取得的专利权或商标权，相互独立，各不相涉。这种独立性源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地域性。在一个缔约国授予的专利或取得的商标注册，对其他缔约国相关权利的存废没有任何约束力。独立性原则与国民待遇原则的精神相一致，即要求各缔约国在自己的领土范围内独立适用本国法律，外国人取得某一缔约国的专利权或商标权是独立的，但它与该缔约国国民享有的利益则是平等的；二是强制实施原则。它指在缔约国取得专利授权的人，必须在一定期限内在该缔约国境内实施其发明，否则国家将采取强制许可或撤销专利的措施。这一原则旨在督促专利技术应用，防止专利非法垄断。强制实施原则最早为《巴黎公约》所确认，《知识产权协定》现将其作为实现公共利益目标的重要举措。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宣言》的精神，出于维系公共健康的需要，缔约国有实施
网站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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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 知识产权法研究所所长、无形资产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
-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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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25号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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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研究中心首届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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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 中国律协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委员
- 中国审判研究会知识产权审判理论专业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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