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知识产权案件之统计分析看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角色与功能

　　具体来说，人们对设置专门针对专利上诉案件的法院有如下担忧：第一，它可能让法官的视野变得狭窄，产生隧道视野（tunnel vision），因为他们可能更多地关注专利案件中的技术或法律问题而忽略其他多种经济与社会因素，从而对专利制度产生简单认识，法官也更易受职业使命感 驱使，倾向于支持他们时常适用的专利制度，也可能把其倾向性的观点隐藏在判决书复杂的技术术语背后使人们难以认清。第二，法官更可能为经常出现在其面前的 律师的观点所左右，也更可能受到游说团体的影响。第三，它虽然可能提升专利案件判决的一致性，在巡回法院层次降低甚至杜绝选择法院之风（在联邦地区法院层 次它仍会存在[33]），但也会让专利案件的判决失去汇集其他巡回法院法官集体智慧的机会，也可能让该专门法院因为不再有被选择的压力而失去提高其审判质 量的激励。第四，由于专利案件与其他巡回法院的一般民事案件相隔离，专利制度可能游离于一般的司法制度之外，它与主流司法体系的关系可能变得疏远，从而不 利于专利制度实施。在任何层级设置专门的专利法院都可能让专利与其他法律业务相隔离，如果在初审和上诉两个层级都设置专利法院，问题会变得更严重。 [34]第五，法院的设置会带来管辖等程序上的很多问题，并且单一的案件种类也不利于吸引有才华的法官进入该法院。[35]
　　这些担忧显然是合理的。为防止发生不利影响，如上所述，国会规定CAFC除专属管辖来自联邦地区法院的专利上诉案件外，还需负责其他多种知识产权或非 知识产权的案件。其后在 CAFC的运行中也确实出现一些被担忧的现象，如它在成立后短期内就获得“亲专利”的名声，尽管CAFC的法官曾通过数据表明它并没有表现出人们预期的带 有偏见或倾向性的行为模式。[36]
　　在案件审理标准的统一性方面，研究者认为，CAFC固然在巡回法院层次统一了专利案件审理标准，但审理标准不统一问题却仍然存在，它已经从原来不同巡 回法院之间的“法院间冲突”（inter-circuit conflict），转变为CAFC 的“法院内冲突”（intra-circuit conflict）。在 CAFC：，各法官对同一案件的观点不可能一致，因此案件的“审判结果依赖于案件碰巧选择了哪些法官”——这又被称为“合议庭依赖”（panel dependence），并且在CAFC的审判实践中确实存在这种现象，因此专利案件依然有判决标准不一致的问题，而法院内冲突也显然是对设置单一的专利 上诉法院的逆反或对冲。[37]由于法院内冲突的根源在于专利案件管辖法院的单一性，所以相关改进措施并没有太大的自由空间，人们只能寄希望于CAFC能 自我纠正或协调不同观点，除非其判决被联邦最高法院所认可或推翻。如果管辖法院具有多样性，针对不同法院对于专利法的不同解释，联邦巡回法院或最高法院或 可通过协调不同审判标准的形式推进专利法改革。然而研究者也认为，在CAFC内部审判标准的不统一反倒有益于专利制度运行，因为这会让法官发表不同意见或 争论，也会让CAFC自己或联邦最高法院尝试新的解决途径。[38]CAFC的经验意味着，人们所批评的专利等知识产权案件审判标准的不一致，或宣称追求 的审判标准的一致性，皆仅具有相对意义。
　　就CAFC是否在一定程度上被隔离在美国司法体系之外等问题，研究者认为确有这种现象。通过对联邦巡回法院的法官平均每年被其他联邦法官所引用的判决 次数进行统计分析，研究者发现CAFC法官的被引用率（平均每年每法官6.56次）在所有巡回法院中为最低，它远低于所有巡回法院的平均被引用率（平均每 年每法官70.73次）。[39]当然，如此大的悬殊可能主要在于CAFC和其他巡回法院审理的案件种类不同，所以其判决较少被其他联邦法官引用，但研究 者也认为，除其专属管辖的专利上诉案件外，毕竟还有不少法律问题为CAFC和其他巡回法院共同处置，如商标（CAFC负责来自USPTO的商标确权案件， 其他巡回法院负责商标侵权案件等）、合同纠纷（CAFC负责联邦政府合同纠纷，其他巡回法院负责其他合同纠纷）、政府侵权、劳工纠纷以及反垄断案件等，相 互引用是应该有的。[40]
　　也有人批评美国把统一的专利法院设置在联邦巡回法院层级，而没有设置在联邦地区法院层级，认为那样的话或可有助于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全面理解和处置技术 问题，从而避免为专利侵权判断和专利法适用带来混乱。[41]CAFC前任首席法官雷德甚至认为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也存在类似问题，因为它有时会由于对知 识产权法律理解不够而驳回CAFC的判决。[42]然而人们也应认识到，美国在联邦地区法院层级设置统一的专利案件管辖法院并不具有较大的可行性，并且除 上述视野狭窄以及与联邦司法系统主流脱离等问题外，它还会带来其他不利的社会效果：美国幅员辽阔，专利一审案件较多，如果设置统一的专利一审案件法院，势 必会带来较大的诉讼成本和社会成本；如果设置多个专利一审法院，则相互之间的审理标准仍难以统一，也难免会带来甚至加剧选择法院之风。
　　通过历史地回顾分析，本文认为，美国在联邦巡回法院层级设置CAFC作为统一的专利上诉案件管辖法院，是极为明智的制度安排。CAFC三十多年 （1982?2013）的司法实践及其社会效果表明，它已成为有效连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和联邦地区法院、USPTO和ITC等政府机构或准司法机构的枢 纽，在美国专利制度中居于不可或缺的关键位置，是其专利制度良好运行的基础之一。在联邦最高法院支持与制约下，CAFC不仅有效地统一了美国专利案件判决 标准（在相对的意义上），而且使美国专利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保护，在专利法领域延续了美国的司法权威，也使专利制度能够充分发挥其促进创新和产业发展的社 会功能。
　　结语
　　本文首先对美国知识产权案件的统计数据、区域分布和相关趋势进行了梳理与定量分析，然后对美国知识产权案件较少的原因进行了探析，提出了衡量专利制度 是否良好实施的专利案件发生率等指标，继而对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角色及社会功能进行了探究。就专利案件的统一化司法而言，美国对CAFC的设置无疑是 智慧的制度设计，其方案及内在优势远非批评者所非议的那么简单，这从CAFC有效地维护了美国专利制度的运行就可看出。虽然CAFC的前任首席法官雷德曾 认为德国专利法院的经验更值得中国借鉴，[43]但综合而言，德国专利法院的意义主要在于有效地处理专利等复审或无效案件，影响范围基本是专利等知识产权 的授权或确权过程，而非整个专利制度的运行，因此它对于德国专利制度的意义远非能够与CAFC在美国专利制度中的枢纽作用相比。中国当今遇到的不少专利等 知识产权案件等问题与20世纪80年代初的美国相似，那么美国设置CAFC的经验或可为中国的知识产权法院建设提供借鉴，当然其设置与运行中的问题也需得 到关注与尽力避免。 【注释】 作者简介：刘银良，法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1]参见郭寿康、李剑：《我国知识产权审判组织专门化问题研究——以德国联邦专利法院为视角》，载《法学家》2008年第3期，第 59～65页；张怀印、单晓光：《欧洲专利一体化的最新进展——拟议中的“统一专利法院”述评》，载《欧洲研究》2012年第4期，第76～79页；程雪 梅、何培育：《欧洲统一专利法院的考察与借鉴——兼论我国知识产权法院构建的路径》，载《知识产权》2014年第4期，第89～94页；陶鑫良：《建立知 识产权法院的若干思考》，载《上海法治报》2014年7月16日，第B6版。
　　[2]数据来源：Administrative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Courts, Annual Report of the Director: Judicial Busin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urts （1997-2013）,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8-2014, Table C-2. For the database, see “Judicial Business Archive”，at http://www. uscourts.gov/Statistics/JudicialBusiness/archive.aspx, and, http://www.uscourts.gov/Statistics/JudicialBusiness/2013.aspxo
　　[3]中国知识产权案件的上述数据，参见国家知识产权局（主办）：《中国知识产权年鉴》（2013），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569～571页。
　　[4] See, e.g., Tom Ewing & Robin Feldman, “The Giants Among Us”,2012 Stan. Tech. L. Rev.1（2012）.
　　[5]See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Patent Assertion and U.S. Innovation”，June 2013, p.5, at 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 docs/patent_report.pdf, 最后访问日期：2014年10月1日。
　　[6]See Administrative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Courts, Annual Report of the Director: Judicial Busin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urts （2013）,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14, Table C-7.
　　[7]同注释⑥。
　　[8]数据来源：同注释⑥。
　　[9] See Rochelle Cooper Dreyfuss,“The Federal Circuit: A Case Study in Specialized Courts”，64 N.Y.U.L. Rev.1,6-7（1989）; Susan K. Sell, Private Power, Public Law - The Globaliz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pp.68-69.
　　[10] See Thomas Cooch,“The Standard of Invention in the Courts”，in Dynamics of the Patent System 34,56-59（W. Ball ed.1960）. Cited in: Robert D. Swanson,“Implementing the E.U. Unified Patent Court: Lessons from the Federal Circuit”，9 International Law & Management Review 171,171（2013）.
　　[11] See Administrative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Courts, Annual Report of the Director: Judicial Busin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urts （2009,2010,2011,2012,2013）,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10/2011/2012/2013/2014, Table B-7.
　　[12] See Administotive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Courts, Annual Report of the Director: Judicial Busin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urts （2009,2010,2011,2012,2013）,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10/2011/2012/2013/2014, Table B-8.
　　[13]数据来源：同注释12。
　　[14]数据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主办）：《中国知识产权年鉴》（2009,2010,2011，2012,2013），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9、2010、2011、2012、2013年版，第713～714、651～652、698?699、698～700、569～571页。
　　[15]同注释14。
　　[16] See Lawrence M. Sung,“In the Wake of Reinvigorated U.S. Supreme Court Activity in Patent Appeals”，4 J. Bus.& Tech. L.97（2009）; Rochelle Cooper Dreyfuss,“The Federal Circuit: A Continuing Experiment in Specialization”，54 Case W. Res. L. Rev.769,772（2004）.
　　[17]参见陶鑫良：同注释①；刘春田：《知识产权法院的职责与使命》，载《人民法院报》2014年9月3日第5版；郑胜利：《建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几点思考》，载《人民法院报》2014年9月3日第5、8版。
　　[18] See Rochelle Cooper Dreyfuss，同注⑨，pp.26-28; Robert P. Merges,“Commercial Success and Patent Standards: Economic Perspectives on Innovation”，76 Cal L. Rev.805,822-823（1988）。
　　[19]See Polaroid Corp. v. Eastman Kodak Co”789 F_2d 1556（Fed. Cir.1986）.
　　[20]参见刘银良：《美国专利制度演化掠影——1980年纪略》，载《北大法律评论》2013年第2辑，第226?231页。
　　[21] See Diamond v. Chakrabaxty,447 U.S_303（1980）; Diamond v. Diehr,450 U.S.175（1981）; Bilski v. Kappos,561 U.S.593（2010）.
　　[22]See A&M Records, Inc. v. Napster, Inc.,239 F.3d 1004（9th Cir.2001）; MGM Studios, Inc. v. Grokster, Ltd.,545 U.S.913（2005）.
　　[23]See Capitol Records, Inc., et al v. Thomas-Rasset, No.11-2820（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8th Circuit,2012）.
　　[24]鞠靖、白一婷：《知识产权法院：“德国模式比美国模式更适合中国”——访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前首席法官兰德尔·雷德》，载《南方周末》2014年7月10日第A5版。
　　[25]参见刘银良：同注释20。
　　[26] See Administrative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Courts, Annual Report of the Director: Judicial Busin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urts （2012）,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13, Table C-2.
　　[27] See WIPO,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dicators （2013）, WIPO Publication No.941E/2013, pp.82-83,161-162,176-177.
　　[28]See WIPO，同注释27,PP.82-83；国家知识产权局（主办）：《中国知识产权年鉴》（2012），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版，第698～700页。
　　[29]参见鞠靖、白一婷：同注释24。
　　[30]关于CAFC的成立过程和原因，可参见刘银良：同注释20。
　　[31]See Administrative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Courts, Annual Report of the Director: Judicial Busin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urts （2013）,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14, Table B-8.
　　[32] See Randall R. Rader,''Specialized Courts: The Legislative Response”,40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Law Review 1003（1991）.
　　[33]See Rochelle Cooper Dreyfuss，同注释16，pp.771.
　　[34] See Rochelle Cooper Dreyfiiss，同注16；pp.780-798; Robert D. Swanson,“Implementing the E.U. Unified Patent Court: Lessons from the Federal Circuit”，9 International Law & Management Review 171,194-195（2013）。
　　[35]See Rochelle Cooper Dreyfuss，同注释⑨，pp.3-4,25-46。
　　[36]See Rochelle Cooper Dreyfuss，同注释⑨,pp.26-30; Randall R. Rader，同注释32；刘银良：同注释20。
　　[37] See Robert D. Swanson，同注释34, pp.195-196。
　　[38]同注释37。
　　[39] See William M. Landes, Lawrence Lessig, and Michael E. Solimine,“Judicial Influence: A Citation Analysis of Federal Courts of Appeals Judges”,27 J. Legal Stud.271,276-279（1998）.
　　[40]See Rochelle Cooper Dreyfuss, 同注释16，pp.778-779。
　　[41]See Robert D. Swanson, 同注释34，p.194。
　　[42]同注释24。
　　[43]同注释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