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智力成果权范式的一种历史分析
来源：知识产权学术与实务研究网 作者：李琛 时间：2009-02-05 阅读数:
页，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可见，商标与专利等智力成果权的共性，除了“工业产权”概念的桥梁作用外，最初并不是通过一个明晰的逻辑基础连接的，更主要的是在规范意义上，智力成果权制度提供了很多类推的基础。例如，人们注意到，商标登记与专利和外观设计登记在许多细节上几乎是相同的，为了保证新的商标登记机构的有效运作，有必要以专利局为模仿对象。(注：Brad Sherman、Lionel Bently:《The making of modern intellectual property——the British experience,1760～1911》，第198页，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注16。)换言之，在第二性的角度，商标与智力成果有统一的理由。商标的非智力特征，没有阻碍商标权在制度上与智力成果权的统一。至少在19世纪80年代，商标法已经被公认为知识产权法的组成部分。(注：Brad Sherman、Lionel Bently:《Themaking of modern intellectual property——the British experience,1760～1911》，第197页，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注6。)这必然会反过来淡化智力劳动在统一知识产权制度方面的功能。
三、启示
综上，Sherman和Bently得出了知识产权的统一基础“从智力劳动到权利对象”的结论。至于权利对象的共性是什么，Sherman和Bently认为是“无体财产”，我们未必认同这个具体结论。最有价值的是，“从智力劳动到权利对象”为我们探索科学的知识产权概念指明了方向，知识产权之所以成为独立的权利群，其连接因素不在于权利产生的劳动过程，而是权利对象自身的共性。商标法为什么能够借鉴智力成果权制度?因为商业标记和智力成果在构成形态上是相似的(如何概括这种形态，仍有争议，我国有无体财产说、信息说、信号说、形式说等观点)。只要财产形态相似，支配财产的行为必然相似，于是可以适用相似的行为规范。法是行为规范，因此，权利对象的共性足以支撑一个独立的法域。
历史的分析表明，用智力成果统一知识产权，只是体系化的阶段性成果，并且这个阶段早已被超越。至于为什么智力成果权说的权威地位犹存，也许和“知识产权”的命名有关。据学者考证，“知识产权”一词，早在1738年就由瑞士人杜纳尔森(JohannRudolf Thuineisen)提出，他用这个词表示“智力创造的财产”。(注：郭寿康主编：《知识产权法》，第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Cornish也指出，“intellectual property”一词最初的含义仅指作者对作品的权利。(注：Cornish:《Intellectual property:patents,copyright,trade marks and allied rights》，第3页，Sweet& Maxwell 1996。)因此，这个命名中的“知识”直接与智力成果相联。“人们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内，由于认识的局限性，不可能毫无遗漏地认识事物的全部特征，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某个名称的内涵或涵义，并不能代表所指对象的全部特征或特征。”(注：索尔•克里普克：《命名与必然性》，梅文译，译者序部分，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但是，一旦名称被沿用，人们容易忘却命名的历史性，直接从命名的字面含义去界定概念。智力成果说的主流地位，也许正应了黑格尔的话：“定义大多从语源演绎而来，特别是从特殊事物中抽象出来，所以是以人们的感情和观念为基础的。”(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第2页，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作为历史传统反映的名称，可以被保留，以尊重法律文化的延续性。但是，命名的内涵是演进的。我们对“知识产权”称呼的尊重，不妨碍对概念含义的反思。
关于知识产权概念的下一步探索，应当是如何概括权利的对象，不必纠缠权利对象产生的过程。
三、启示
综上，Sherman和Bently得出了知识产权的统一基础“从智力劳动到权利对象”的结论。至于权利对象的共性是什么，Sherman和Bently认为是“无体财产”，我们未必认同这个具体结论。最有价值的是，“从智力劳动到权利对象”为我们探索科学的知识产权概念指明了方向，知识产权之所以成为独立的权利群，其连接因素不在于权利产生的劳动过程，而是权利对象自身的共性。商标法为什么能够借鉴智力成果权制度?因为商业标记和智力成果在构成形态上是相似的(如何概括这种形态，仍有争议，我国有无体财产说、信息说、信号说、形式说等观点)。只要财产形态相似，支配财产的行为必然相似，于是可以适用相似的行为规范。法是行为规范，因此，权利对象的共性足以支撑一个独立的法域。
历史的分析表明，用智力成果统一知识产权，只是体系化的阶段性成果，并且这个阶段早已被超越。至于为什么智力成果权说的权威地位犹存，也许和“知识产权”的命名有关。据学者考证，“知识产权”一词，早在1738年就由瑞士人杜纳尔森(JohannRudolf Thuineisen)提出，他用这个词表示“智力创造的财产”。(注：郭寿康主编：《知识产权法》，第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Cornish也指出，“intellectual property”一词最初的含义仅指作者对作品的权利。(注：Cornish:《Intellectual property:patents,copyright,trade marks and allied rights》，第3页，Sweet& Maxwell 1996。)因此，这个命名中的“知识”直接与智力成果相联。“人们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内，由于认识的局限性，不可能毫无遗漏地认识事物的全部特征，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某个名称的内涵或涵义，并不能代表所指对象的全部特征或特征。”(注：索尔•克里普克：《命名与必然性》，梅文译，译者序部分，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但是，一旦名称被沿用，人们容易忘却命名的历史性，直接从命名的字面含义去界定概念。智力成果说的主流地位，也许正应了黑格尔的话：“定义大多从语源演绎而来，特别是从特殊事物中抽象出来，所以是以人们的感情和观念为基础的。”(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第2页，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作为历史传统反映的名称，可以被保留，以尊重法律文化的延续性。但是，命名的内涵是演进的。我们对“知识产权”称呼的尊重，不妨碍对概念含义的反思。
关于知识产权概念的下一步探索，应当是如何概括权利的对象，不必纠缠权利对象产生的过程。
原载于《知识产权》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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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产权法研究所所长、无形资产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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