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下的中国知识产权战略实施

自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活动明显放缓。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显示，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世界贸易增速下降至4%。各国股市、房市大幅震荡，失业率持续攀升，粮食供应吃紧，世界经济面临着严峻考验。及此，我国知识产权战略实施面临着一个新的、更为复杂的国际背景。我国知识产权战略实施能否担当科学发展的政策导向，并当如何具体部署才能帮助我国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阴霾，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一、“危”或“机”：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

    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困难和挑战。我国的贸易出口、产业投资、就业形势以及居民收入与消费等重大问题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了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进程，并以其强大的破坏力动摇了我国经济传统的增长模式。金融危机日益凸显我国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弊端。以低工资、低福利、低劳动保障的劳动力价格来维系相对竞争优势，并以污染环境，耗费原材料的“肢体经济”模式目前难以为继，我国必须在危机中寻求新的发展方式。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史上并非罕见，发达国家应对经济危机的举措值得我国借鉴。美国在上个世纪30年代陷入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大萧条之中。以好莱坞为代表的影视业在危急中逆市而上，利用有声电影、彩色电影的最新技术，注入洛克菲勒、摩根集团的巨额资金，形成环球、21世纪福克斯等八大电影公司，有力地拉动了经济增长，尔后与飞机制造业、信息产业并列成为当今美国经济的三大支柱产业。日本曾在20世纪90年代初面临着泡沫经济破灭的深刻危机，尽管当时日本经济发展缓慢，日本政府和企业对科技的投入始终有增无减。此外，日本还将 “技术立国”的国策转变为 “科学技术创造立国”和“知识产权立国”，这些政策措施激发了日本原始创新能力不断增强。被誉为“东亚经济奇迹领航者”的韩国曾在1970年至1995年间人均收入猛增5倍多，但1997年的金融危机令这场奇迹戛然而止。为了摆脱危机，韩国于1997年提出“创意韩国”的发展理念，1998年提出“文化立国”的发展战略，并将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政策工具，成功地从制造国家转型为创新国家。不难发现，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对各国各个产业的影响并不是完全相同的，那些知识密集、创意主导、附加值高的产业，在正确的产业政策指引和知识产权制度的庇护下，完全可能逆向而动，谋求经济发展的转机和胜利。

    从我国的基本国情来看，一是不能走资源耗费型的发展道路。中国资源有限，人均淡水、耕地、石油、天然气以及主要矿产资源分别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25%、33%、18%、13%和40-50%。因此我国不能靠牺牲环境、耗费资源、提供廉价劳动力来参加国际分工与协作；二是不能走技术依赖型发展道路。中国对外技术依存度达到50%以上。不管是考虑西方国家维护其技术优势、限制高技术转让的基本立场，还是考虑自身经济安全、文化主权和科技发展的需要，中国都只能走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发展道路。

    就我国市场主体——企业自身而言，当前企业求得生存、维持竞争优势的关键在于核心竞争力的提高。最早提出“核心竞争力”概念的美国学者普拉哈德和哈默认为只有那些能使企业保持长期竞争优势、获取稳定超额利润、明显优于且不易被竞争对手模仿、能够不断提高顾客价值并能使企业获得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才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成功的企业大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技术创新和品牌的竞争力，以求在变幻莫测的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无论是高科技领域还是传统产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就是知识产权。

    根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创新包括五个要素，即使用新产品、新技术、控制新材料的供应来源、开辟新市场和实现新的企业组织。熊彼特认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有两个因素至关重要，一个是技术创新，一个是制度创新。创新理论因应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格局，即我们要运用制度创新推动技术创新，实现传统经济结构的转型。知识产权制度作为制度创新的产物，其保障着知识生产、传播与利用的智力劳动过程，服务于知识经济社会化、产业化、产权化的发展目标。可以说，知识产权制度是促进技术创新最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就我国而言，知识产权战略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制度支撑，借助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东风，不仅可以实现制度上的创新，而且可以带动技术创新，而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正是实现经济增长的两个关键因素。因此，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正是消除现行危机，创造新发展机遇的科学决策。

    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们不仅要充分认识传统发展模式之“危”，更要清醒看到科学发展方式之“机”。从国际经验到中国国情，从创新理论到知识产权制度本身，表明我国应当大力推行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现我国经济结构的成功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