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反垄断控制
来源：知识产权学术与实务研究网 作者：崔国斌 时间：2009-06-08 阅读数:
47－5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年7月第1版；德国有专门的Administration of Copyright and Neighbouring Rights Act（1965年9月9日制定，1995年6月23日修订）对集体管理组织的治理作出规定。参见Daniel J. Gervais，Canada Report，p.52。；日本的《著作权等管理事业法》、台湾的《著作权中介条例》等。美国司法部与美国两大集体管理组织ASCAP、BMI分别达成的同意判决（Consent Decree）等。最新案例参见U.S. v. Am. Soc. of Composers, Authors, and Publishers, 2001 WL 1589999 (S.D.N.Y. 2001)；United States v. BMI, 1996-1 Trade Cas. (CCH) 71, 378 (S.D.N.Y. 1994)。
[7] 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依据版权局1993年2月12日的第2号公告成立。公告全文见社科院知识产权中心等主编：《知识产权办案参考》，第3辑，第115-116页，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2年3月 。
[8]中国文字作品著作权协会、中国摄影美术作品著作权协会、音像版权集体管理机构、上海市文学艺术著作权协会等集体管理组织均在筹备之中。相关报道见姚文平、全卫：《中国文著协呼之欲出》，载《知识产权报》，2004年3月12日，http://www.sipo.gov.cn/sipo/ywdt/yw/t20040312_26573.htm ；齐相潼：《入世后版权贸易中的若干版权保护问题》，载 http://www.hx863.com/nf/jmpd/yzgl/2002/7-16/6.htm；雨汀：《音乐的钱交了? 50家公司向全国KTV要债》，载《北京娱乐信报》，2004年3月2日，http://ent.qianlong.com/4543/2004/03/02/1400@1914479.htm；俞小石：《上海将成立文学艺术著作权协会》载http://www.china-culture.com.cn/zj/wt/155.htm等等。
[9]许超：《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的立法现状》，载《中国专利与商标》， 2004年第1期 ，64页。
[10] 《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送审稿中涉及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机构设立的条件、集体管理组织与会员之间的关系、许可权利类型等诸多内容。这些都和集体管理组织的反垄断控制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参见许超：《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的立法现状》，载《中国专利与商标》， 2004年第1期 ，63－66页。
[11] 如前注7所述，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实际上就是经过版权局批准成立的，尽管现在看来这一行政批准行为未必有十分充足的法律依据。《条例》送审稿第四条（成立集体管理组织的条件）为集体管理组织的设立设置了很高的入门标准，要求集体管理组织必须“取得全国性相关行业组织的认可，并能够广泛代表该相关行业权利人的利益”。这表明版权局实际上继续推行限制集体管理组织之间互相竞争的策略。
[12] 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在其提供的《音乐著作权合同》第一条中要求“甲方（权利人）同意将其音乐作品的公开表演权、广播权和录制发行权授权乙方以信托的方式管理”。合同文本参见社科院知识产权中心等主编：《知识产权办案参考》，第3辑，第140-141页，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2年3月 。这种信托授权实际上是一种独占性授权。关于独占性授权的反竞争效果，后文将进一步阐述。
[13] 2002年12月中国移动与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达成合作备忘录，要求移动梦网内容提供商在申请开展音乐类服务前必须出示合法的音乐著作权使用授权。参见李卉： 《中移动与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携手加强版权保护》，载《北京现代商报》，2002年12月17日， http://tech.sina.com.cn/it/t/2002-12-17/0753156206.shtml。 中国移动与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的市场联合，实际上导致所有手机铃声服务商都必须从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那里获取授权，无法谋取替代性的授权，损害了用户对音乐素材的选择权，同时也损害了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的竞争对手的利益。
[14] 2004年3月国际唱片协会联合49家唱片公司同时向国内的KTV企业索要版权许可费。参见林晓： 《唱片公司的索赔行为不合法》，载《青年参考》，2004年3月30日， http://news.sina.com.cn/s/2004-03-30/10493075786.shtml。
[15] 集体管理组织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也是反垄断法上的一个复杂问题，不过它不是本文关注的集体管理组织反垄断方面的典型议题，后文不再展开讨论。笔者认为反垄断法一般原则的指导下，具体可以考虑集体管理组织的自然人会员的数目、作品的数量、法人会员的市场份额、相同市场上的竞争状况等因素。
[16]依据这一策略，集体管理组织被视为普通的私人主体，政府对这些主体直接监管非常有限。比如，英国对集体管理组织的管理极为松散，主要依靠自我约束机制。Emily Lui,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A Proposal For Reconciling The National Regulation of Music Collecting Societies and The Single European Market”, Entertainment Law Review, 2003, p.75.
[17]Stanley M. Besen,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Copyright Collectives”, 78 Va. L. Rev. 383, February, 1992, p.398.
[18]参见Daniel J. Gervais，Canada Report，pp.24-26报告认为目前加拿大虽然存在大量的集体管理组织（2001年的时候有36个之多，是美国的数倍），法律依然无需采取什么措施限制集体管理组织的数目以及它们之间的自由竞争。Shane Simpson，Australia Report，Ch.2.也持相同的观点。
[19]《条例》（送审稿）第4条设立条件中的第（5）项要求集体管理组织“取得全国性相关行业组织的认可，并能够广泛代表该相关行业权利人的利益”就表明了行政机关限制集体管理组织成立的态度。
[20] 许超：《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的立法现状》，载《中国专利与商标》， 2004年第1期 ，63页。
[21] 许超：《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的立法现状》，载《中国专利与商标》， 2004年第1期 ，65页。周林： 《对我国版权集体管理条例立法的探讨和建议》，载《知识产权研究》， 第15卷，268页，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卢海鹰：《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的发展及实践》，载《知识产权办案参考》，第3辑，17页，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2年3月。
[22] 在这些国家，集体管理组织的设立仅仅需要遵循普通的公司法、竞争法等，无需事先的核准。Daniel J. Gervais, Collective Management of Copyright and Neighbouring Rights In Canada: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Report Prepared For The Department of Canadian Heritage) , August 2001，p.47. http://www.pch.gc.ca/progs/ac-ca/progs/pda-cpb/pubs/collective/collective_e.pdf。以下称Daniel J. Gervais，Canada Report.
[23]参见 Daniel J. Gervais，Canada Report；Shane Simpson，Australia Report；UK MMC Report；U.S. AFJ2 Memorandum等研究结论。
[24] （台湾）蔡明诚等：《国际著作权中介团体制度之研究》，台湾经济部智慧财产局委托研究报告，2003年6月， 44页。在没有特别的拒绝事由的情况下，日本文化厅对集体管理组织都予以登记。日本《著作权等管理事业法》第6条列有六项拒绝事由：1）非法人（例外情形略）；2）重名；3）撤销后未满五年；4）违反著作权法等被判刑，执行完毕未满5年者；5）高级管理人员具备消极事由；6）不具备财产权基础等。这些事由没有一项对新的竞争性的集体管理组织的成立构成实质性的限制。
[25] 比如英国的PRS就处在事实上的支配地位。参见UK MMC Report, Ch.3.
[26]在自由竞争的情况下，权利人可以在比较不同的集体管理组织的许可费分配机制的优劣后作出选择。这客观上促进了集体管理组织逐步建立起公平的许可费分配制度。U.S. DOJ, “Memorandum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Support of the Joint Motion to Enter Second Amended Final Judgment”, United States v. ASCAP, No. 41-1395 (S.D.N.Y. 2000), http://www.usdoj.gov/atr/cases/f6300/6395.pdf. 以下称作 U.S. AFJ2 Memorandum .
[27] Stanley M. Besen,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Copyright Collectives”, 78 Va. L. Rev. 383 , 1992, p.401.
[28] Stanley M. Besen,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Copyright Collectives”, 78 Va. L. Rev. 383 , 1992, p.402.
[29] 中国第一家版权代理公司――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成立于1988年。该公司介绍可以参考http://www.ccopyright.com.cn/1center/banquandaili.html。 2002年的数据显示国内版权代理公司有28家。 参见张晓莺: 《国内版权代理商供不应求》，载《北京现代商报》， 2003-03-04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media/2003-03/04/content_756240.htm
[30] 代表性的部门规章之类的法律文件有：1996年4月15日国家版权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的《著作权涉外代理机构管理暂行办法》、1990年2月《关于认真执行对台、港、澳版权贸易有关规定的通知》(［90］权字第3号)等。
[31]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12－17条，没有法律和行政法规基础设立行政许可的做法将受到严格限制。在《著作权法》和《条例》关于著作权行政管理的含糊措辞下，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对从事版权业务进行行政审批的做法可能受到质疑。如果行政主管部门变相地对此类市场主体的数量进行限制、对其市场行为进行干预，合理性更是问题。
[32]关于第8条的立法缺陷问题，参考本文后面第五部分的讨论。
[33] 关于知识产权立法指导思想的深入而有影响的讨论可以参考 Edwin C. Hettinger, "Justify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18，(1989)； Justin Hughes, “The Philosoph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Georgetown Law Journal 77,(1988). 中文的介绍可以参考曲三强: 《传统财产权理论对知识产权观念之影响》，载《中外法学》， 2002年第6期 ，672-694页。
[34] 中国知识产权法立法过程中围绕立法目的的争论的概况，可以参考周林、李明山： 《中国版权史研究文献》，北京， 中国方正出版社， 1999年11月版；赵元果： 《中国专利法的孕育与诞生》，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3年4月第1版。
[35] 参见张志成: 《论知识产权的合理性问题—一种法理学形式上的分析》，载《私法》第3辑第一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03年11月。
[36]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1993年集体管理组织的收入占GDP的比例甚至不及欧洲主要国家的一半。参见UK MMC Report , Appendix 9.4-“General revenue 1993 as a percentage of 1992 GDP”； Appendix 9.4-“ Total domestic licensing revenue (performing rights) 1993 per head of population”.
[37] Belgische Radio en Televisie v. SABAM (1974) E.C.R. 51 .
[38] 集体管理组织是否真的实现了预期的目标――保护创作者的积极性，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疑问。从集体组织中获益的实际上是很少的一部分作者。UK MMC Report显示，80％的会员1993年度的许可费不超过1000英镑，10％的会员分得90％的总收入。根据 GEMA's yearbook 1996/7, 5 ％的会员差不多分到了60％的许可费。集体管理组织本身存在官僚主义的倾向，缺乏效率。在许多领域管理成本占到了许可费的四分之一。而在其它复杂的服务领域（比如健康保险）管理成本不过5％。集体管理组织的治理结构不够透明，容易为少数人所控制。比如，德国的GEMA在1947－95年间一直为Vorstand Erich Schulze所控制，他给自己的年薪高达546,000德国马克。又如，法国的集体管理组织 SACEM，它几乎被 Tournier 家族控制了20世纪一个世纪。参见 Martin Kretschmer， “The Failure of Property Rules In Collective Administration: Rethinking Copyright Societies As Regulatory Instruments”，Europe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view，2002, p.134-135.
[39] UK MMC Report , Appendix 9.7-“ Comparison of overseas societies cost/revenue ratio”.
[40]欧洲和日本部分的集体管理组织的成本明显偏低，应该和其所管理的机械复制权等内容有关。此类权利许可费的收取过程成本较低。K MMC Report , Appendix 9.7-“ Comparison of overseas societies cost/revenue ratio”.
[41] UK MMC Report , Appendix9.3-“ Total performing right domestic licensing revenue 1993 as a percentage of 1992 GDP”; Appendix 9.5-“General revenue 1993 as a percentage of 1992 GDP” ; Daniel J. Gervais, Canada Report，Fig.1, Fig.2, 2, pp.21-22.
[42] Michael J. Freegard, “Quis Custodiet? The Role of Copyright Tribunals”, Europe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view,1994，p.286.
[43] 湛益祥: 《论著作权集体管理》，载《法学》， 2001年第9期， 47页。
[44] 比如在中国第一起与集体管理组织有关的案件――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诉上海市演出公司案（（1996）沪二中民初（知）字第58号）中，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就基于其和香港词曲作者协会的协议在大陆替著作权人主张权利。
[45] Emily Lui,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A Proposal For Reconciling The National Regulation of Music Collecting Societies and The Single European Market”, Entertainment Law Review, 2003, p.67.
[46] 张维迎、盛洪: 《从电信业看中国的反垄断问题》， 载《改革》， 1998年第6期，66－75页。
[47] 张维迎、盛洪: 《从电信业看中国的反垄断问题》， 载《改革》， 1998年第6期，66页。
[48] 王晓晔： 《入世与中国反垄断法的制定》， 载《法学研究》， 2003年第2期， 124页。
[49] 邮电部“利用自己作为行业主管部门的身份和权力来扼杀商业上（中国电信）的竞争对手”。 张维迎、盛洪: 《从电信业看中国的反垄断问题》， 载《改革》， 1998年第6期，73页。
[50] 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的“各地办事处的首席代表都是当地版权局版权处或版权代理公司经理（副经理）。参见王华：《论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监管》，43-44页，清华大学法学院硕士论文，2004年5月。
[51]Emily Lui,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A Proposal For Reconciling The National Regulation of Music Collecting Societies and The Single European Market”, Entertainment Law Review, 2003, p.70.还可以参考Heather Rosenblatt, “Copyright Assignments: Rights and Wrongs - The Collecting Societies' Perspective”, Intellectual Property Quarterly, 2000, p.190. Daniel J. Gervais，Canada Report, p.29.
[52] Martin Kretschmer, “The Failure of Property Rules In Collective Administration: Rethinking Copyright Societies As Regulatory Instruments”，Europe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view，2002 , p.134.
[53] UK MMC Report的SUMMARY； Emily Lui,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A Proposal For Reconciling The National Regulation of Music Collecting Societies and The Single European Market”, Entertainment Law Review, 2003, p.70.
[8]中国文字作品著作权协会、中国摄影美术作品著作权协会、音像版权集体管理机构、上海市文学艺术著作权协会等集体管理组织均在筹备之中。相关报道见姚文平、全卫：《中国文著协呼之欲出》，载《知识产权报》，2004年3月12日，http://www.sipo.gov.cn/sipo/ywdt/yw/t20040312_26573.htm ；齐相潼：《入世后版权贸易中的若干版权保护问题》，载 http://www.hx863.com/nf/jmpd/yzgl/2002/7-16/6.htm；雨汀：《音乐的钱交了? 50家公司向全国KTV要债》，载《北京娱乐信报》，2004年3月2日，http://ent.qianlong.com/4543/2004/03/02/1400@1914479.htm；俞小石：《上海将成立文学艺术著作权协会》载http://www.china-culture.com.cn/zj/wt/155.htm等等。
[9]许超：《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的立法现状》，载《中国专利与商标》， 2004年第1期 ，64页。
[10] 《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送审稿中涉及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机构设立的条件、集体管理组织与会员之间的关系、许可权利类型等诸多内容。这些都和集体管理组织的反垄断控制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参见许超：《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的立法现状》，载《中国专利与商标》， 2004年第1期 ，63－66页。
[11] 如前注7所述，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实际上就是经过版权局批准成立的，尽管现在看来这一行政批准行为未必有十分充足的法律依据。《条例》送审稿第四条（成立集体管理组织的条件）为集体管理组织的设立设置了很高的入门标准，要求集体管理组织必须“取得全国性相关行业组织的认可，并能够广泛代表该相关行业权利人的利益”。这表明版权局实际上继续推行限制集体管理组织之间互相竞争的策略。
[12] 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在其提供的《音乐著作权合同》第一条中要求“甲方（权利人）同意将其音乐作品的公开表演权、广播权和录制发行权授权乙方以信托的方式管理”。合同文本参见社科院知识产权中心等主编：《知识产权办案参考》，第3辑，第140-141页，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2年3月 。这种信托授权实际上是一种独占性授权。关于独占性授权的反竞争效果，后文将进一步阐述。
[13] 2002年12月中国移动与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达成合作备忘录，要求移动梦网内容提供商在申请开展音乐类服务前必须出示合法的音乐著作权使用授权。参见李卉： 《中移动与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携手加强版权保护》，载《北京现代商报》，2002年12月17日， http://tech.sina.com.cn/it/t/2002-12-17/0753156206.shtml。 中国移动与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的市场联合，实际上导致所有手机铃声服务商都必须从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那里获取授权，无法谋取替代性的授权，损害了用户对音乐素材的选择权，同时也损害了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的竞争对手的利益。
[14] 2004年3月国际唱片协会联合49家唱片公司同时向国内的KTV企业索要版权许可费。参见林晓： 《唱片公司的索赔行为不合法》，载《青年参考》，2004年3月30日， http://news.sina.com.cn/s/2004-03-30/10493075786.shtml。
[15] 集体管理组织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也是反垄断法上的一个复杂问题，不过它不是本文关注的集体管理组织反垄断方面的典型议题，后文不再展开讨论。笔者认为反垄断法一般原则的指导下，具体可以考虑集体管理组织的自然人会员的数目、作品的数量、法人会员的市场份额、相同市场上的竞争状况等因素。
[16]依据这一策略，集体管理组织被视为普通的私人主体，政府对这些主体直接监管非常有限。比如，英国对集体管理组织的管理极为松散，主要依靠自我约束机制。Emily Lui,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A Proposal For Reconciling The National Regulation of Music Collecting Societies and The Single European Market”, Entertainment Law Review, 2003, p.75.
[17]Stanley M. Besen,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Copyright Collectives”, 78 Va. L. Rev. 383, February, 1992, p.398.
[18]参见Daniel J. Gervais，Canada Report，pp.24-26报告认为目前加拿大虽然存在大量的集体管理组织（2001年的时候有36个之多，是美国的数倍），法律依然无需采取什么措施限制集体管理组织的数目以及它们之间的自由竞争。Shane Simpson，Australia Report，Ch.2.也持相同的观点。
[19]《条例》（送审稿）第4条设立条件中的第（5）项要求集体管理组织“取得全国性相关行业组织的认可，并能够广泛代表该相关行业权利人的利益”就表明了行政机关限制集体管理组织成立的态度。
[20] 许超：《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的立法现状》，载《中国专利与商标》， 2004年第1期 ，63页。
[21] 许超：《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的立法现状》，载《中国专利与商标》， 2004年第1期 ，65页。周林： 《对我国版权集体管理条例立法的探讨和建议》，载《知识产权研究》， 第15卷，268页，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卢海鹰：《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的发展及实践》，载《知识产权办案参考》，第3辑，17页，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2年3月。
[22] 在这些国家，集体管理组织的设立仅仅需要遵循普通的公司法、竞争法等，无需事先的核准。Daniel J. Gervais, Collective Management of Copyright and Neighbouring Rights In Canada: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Report Prepared For The Department of Canadian Heritage) , August 2001，p.47. http://www.pch.gc.ca/progs/ac-ca/progs/pda-cpb/pubs/collective/collective_e.pdf。以下称Daniel J. Gervais，Canada Report.
[23]参见 Daniel J. Gervais，Canada Report；Shane Simpson，Australia Report；UK MMC Report；U.S. AFJ2 Memorandum等研究结论。
[24] （台湾）蔡明诚等：《国际著作权中介团体制度之研究》，台湾经济部智慧财产局委托研究报告，2003年6月， 44页。在没有特别的拒绝事由的情况下，日本文化厅对集体管理组织都予以登记。日本《著作权等管理事业法》第6条列有六项拒绝事由：1）非法人（例外情形略）；2）重名；3）撤销后未满五年；4）违反著作权法等被判刑，执行完毕未满5年者；5）高级管理人员具备消极事由；6）不具备财产权基础等。这些事由没有一项对新的竞争性的集体管理组织的成立构成实质性的限制。
[25] 比如英国的PRS就处在事实上的支配地位。参见UK MMC Report, Ch.3.
[26]在自由竞争的情况下，权利人可以在比较不同的集体管理组织的许可费分配机制的优劣后作出选择。这客观上促进了集体管理组织逐步建立起公平的许可费分配制度。U.S. DOJ, “Memorandum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Support of the Joint Motion to Enter Second Amended Final Judgment”, United States v. ASCAP, No. 41-1395 (S.D.N.Y. 2000), http://www.usdoj.gov/atr/cases/f6300/6395.pdf. 以下称作 U.S. AFJ2 Memorandum .
[27] Stanley M. Besen,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Copyright Collectives”, 78 Va. L. Rev. 383 , 1992, p.401.
[28] Stanley M. Besen,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Copyright Collectives”, 78 Va. L. Rev. 383 , 1992, p.402.
[29] 中国第一家版权代理公司――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成立于1988年。该公司介绍可以参考http://www.ccopyright.com.cn/1center/banquandaili.html。 2002年的数据显示国内版权代理公司有28家。 参见张晓莺: 《国内版权代理商供不应求》，载《北京现代商报》， 2003-03-04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media/2003-03/04/content_756240.htm
[30] 代表性的部门规章之类的法律文件有：1996年4月15日国家版权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的《著作权涉外代理机构管理暂行办法》、1990年2月《关于认真执行对台、港、澳版权贸易有关规定的通知》(［90］权字第3号)等。
[31]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12－17条，没有法律和行政法规基础设立行政许可的做法将受到严格限制。在《著作权法》和《条例》关于著作权行政管理的含糊措辞下，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对从事版权业务进行行政审批的做法可能受到质疑。如果行政主管部门变相地对此类市场主体的数量进行限制、对其市场行为进行干预，合理性更是问题。
[32]关于第8条的立法缺陷问题，参考本文后面第五部分的讨论。
[33] 关于知识产权立法指导思想的深入而有影响的讨论可以参考 Edwin C. Hettinger, "Justify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18，(1989)； Justin Hughes, “The Philosoph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Georgetown Law Journal 77,(1988). 中文的介绍可以参考曲三强: 《传统财产权理论对知识产权观念之影响》，载《中外法学》， 2002年第6期 ，672-694页。
[34] 中国知识产权法立法过程中围绕立法目的的争论的概况，可以参考周林、李明山： 《中国版权史研究文献》，北京， 中国方正出版社， 1999年11月版；赵元果： 《中国专利法的孕育与诞生》，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3年4月第1版。
[35] 参见张志成: 《论知识产权的合理性问题—一种法理学形式上的分析》，载《私法》第3辑第一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03年11月。
[36]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1993年集体管理组织的收入占GDP的比例甚至不及欧洲主要国家的一半。参见UK MMC Report , Appendix 9.4-“General revenue 1993 as a percentage of 1992 GDP”； Appendix 9.4-“ Total domestic licensing revenue (performing rights) 1993 per head of population”.
[37] Belgische Radio en Televisie v. SABAM (1974) E.C.R. 51 .
[38] 集体管理组织是否真的实现了预期的目标――保护创作者的积极性，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疑问。从集体组织中获益的实际上是很少的一部分作者。UK MMC Report显示，80％的会员1993年度的许可费不超过1000英镑，10％的会员分得90％的总收入。根据 GEMA's yearbook 1996/7, 5 ％的会员差不多分到了60％的许可费。集体管理组织本身存在官僚主义的倾向，缺乏效率。在许多领域管理成本占到了许可费的四分之一。而在其它复杂的服务领域（比如健康保险）管理成本不过5％。集体管理组织的治理结构不够透明，容易为少数人所控制。比如，德国的GEMA在1947－95年间一直为Vorstand Erich Schulze所控制，他给自己的年薪高达546,000德国马克。又如，法国的集体管理组织 SACEM，它几乎被 Tournier 家族控制了20世纪一个世纪。参见 Martin Kretschmer， “The Failure of Property Rules In Collective Administration: Rethinking Copyright Societies As Regulatory Instruments”，Europe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view，2002, p.134-135.
[39] UK MMC Report , Appendix 9.7-“ Comparison of overseas societies cost/revenue ratio”.
[40]欧洲和日本部分的集体管理组织的成本明显偏低，应该和其所管理的机械复制权等内容有关。此类权利许可费的收取过程成本较低。K MMC Report , Appendix 9.7-“ Comparison of overseas societies cost/revenue ratio”.
[41] UK MMC Report , Appendix9.3-“ Total performing right domestic licensing revenue 1993 as a percentage of 1992 GDP”; Appendix 9.5-“General revenue 1993 as a percentage of 1992 GDP” ; Daniel J. Gervais, Canada Report，Fig.1, Fig.2, 2, pp.21-22.
[42] Michael J. Freegard, “Quis Custodiet? The Role of Copyright Tribunals”, Europe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view,1994，p.286.
[43] 湛益祥: 《论著作权集体管理》，载《法学》， 2001年第9期， 47页。
[44] 比如在中国第一起与集体管理组织有关的案件――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诉上海市演出公司案（（1996）沪二中民初（知）字第58号）中，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就基于其和香港词曲作者协会的协议在大陆替著作权人主张权利。
[45] Emily Lui,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A Proposal For Reconciling The National Regulation of Music Collecting Societies and The Single European Market”, Entertainment Law Review, 2003, p.67.
[46] 张维迎、盛洪: 《从电信业看中国的反垄断问题》， 载《改革》， 1998年第6期，66－75页。
[47] 张维迎、盛洪: 《从电信业看中国的反垄断问题》， 载《改革》， 1998年第6期，66页。
[48] 王晓晔： 《入世与中国反垄断法的制定》， 载《法学研究》， 2003年第2期， 124页。
[49] 邮电部“利用自己作为行业主管部门的身份和权力来扼杀商业上（中国电信）的竞争对手”。 张维迎、盛洪: 《从电信业看中国的反垄断问题》， 载《改革》， 1998年第6期，73页。
[50] 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的“各地办事处的首席代表都是当地版权局版权处或版权代理公司经理（副经理）。参见王华：《论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监管》，43-44页，清华大学法学院硕士论文，2004年5月。
[51]Emily Lui,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A Proposal For Reconciling The National Regulation of Music Collecting Societies and The Single European Market”, Entertainment Law Review, 2003, p.70.还可以参考Heather Rosenblatt, “Copyright Assignments: Rights and Wrongs - The Collecting Societies' Perspective”, Intellectual Property Quarterly, 2000, p.190. Daniel J. Gervais，Canada Report, p.29.
[52] Martin Kretschmer, “The Failure of Property Rules In Collective Administration: Rethinking Copyright Societies As Regulatory Instruments”，Europe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view，2002 , p.134.
[53] UK MMC Report的SUMMARY； Emily Lui,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A Proposal For Reconciling The National Regulation of Music Collecting Societies and The Single European Market”, Entertainment Law Review, 2003, p.70.
网站创始人
- 个人简介：（学术）
-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 知识产权法研究所所长、无形资产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
-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后
- 邮箱：fengxiaoqingipr@sina.com
-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25号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研究所
- 个人简介：（实务）
- 最高法院案例指导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
- 最高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研究中心首届研究员
- 中欧仲裁中心仲裁员
- 深圳、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 中国律协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委员
- 中国审判研究会知识产权审判理论专业委员会委员
热点文章排行
联系我们更多>>
- 通讯处：(Zip:100088)
点击进入免费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