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法律规制与制度完善

    〔理由〕原则性条款在大陆法系得到了一贯的重视。在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限受到严格限制的情形下，运用原则性条款至少具有三个方面的意义：其一，成为整部法典的基本指针，体现法律的指导思想，贯穿法律的始终，使得法律形成完整的体系。其二，增加法律的前瞻性。在法律落后于社会现实的法制反应模式中，原则性条款可以表达立法者的基本观念和认识，为法律的今后发展指明方向。其三，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依据。法律原则有效地构筑起“建设性模糊”（constructive ambiguous），为实践中法官找法失败后适用“一般规则”提供了便利。在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典》尚付之阙如的背景下，在《著作权法》等单行法中增加一般原则的规定相当必要。实际上，《合同法》、《担保法》等民事法律中均有一般条款，《著作权法》由于与科学技术密切相关，变化更为繁杂，所以更需要一般原则性条款的支持。

    2、修改第10条复制权的定义。复制权是指以印刷、复印、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或其它方法直接、间接、永久或暂时制作等方式生成一份或多份的权利。

〔理由〕复制权正在拓展之中。数字技术的发展增加了理解复制权的难度。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重要前提是数字化复制，其综合性特征还决定了在信息网络传播中会大量存在数字化复制。将“永久的”和“暂时的”复制均纳入复制权的范围，虽然会扩展权利人控制权的范围，但是只要辅之以必要的限制，也可以实现权利人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的平衡。

    3、修改第22条，增加一款。“上述规定第（一）――（八）项、第（一二）项适用于网络环境下的复制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具体条件由法律法规另行规定。”

〔理由〕《条例》有很长的篇幅重述《著作权法》有关权利限制的内容，实际上是立法资源的浪费。所以，不如在《著作权法》中明确规定，《著作权法》的诸多限制条款同样适用数字环境下的复制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只是某些例外授权法律法规另行述及。这样，《条例》也就可在《著作权法》的授权下，重点进行有针对性的立法。

    4、在权利的限制中增加一条，“本法对著作权权利的限制，只适用特定情形，不能与受本条例所保护信息的正常使用相冲突，并不能不合理地损害权利人的合法利益。”

    〔理由〕当前各国在合理使用一般条款上主要有三种做法：第一种做法是在立法原则和立法宗旨中阐释合理使用的一般价值。例如美国学术界普遍认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言论和出版自由的首要目的，是为了促进信息的自由流动。版权条款也是宪法的一部分，并且其目的，在很大程度上讲，就是通过人们提供接触版权材料的渠道来促进言论自由。[8]虽然“将这些法律适用于版权仍处于摸索阶段，但是，任何东西都不能阻止将其纳入法律范围。”[9]在我国，在《著作权法》规定滥用权利原则和消费者保护原则，就是借鉴该原则条款的有益尝试。第二种做法是美国版权法第107节对合理使用一般判断标准的规定。美国版权法规定的判断合理使用的一般标准包括使用的目的和性质、版权作品的性质、使用的数量和质量在版权作品整体上所占的分量以及使用对版权作品的潜在市场或价值的影响。但是，“传统的判断标准在互联网时代受到挑战，包括使用目的和市场影响因素等合理使用条件的消失和淡出，使得可将互联网下的合理使用的合理性判断标准缩小为使用行为是否造成权利人直接的实质损害、行为人有无过错（即是否恶意或故意），符合其中任何一项就不构成对于版权作品的合理使用。”[10]在这种情况下，立法很难抽象出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合适的标准条款，所以将其留给未来司法实践中灵活运用，将更为妥当。第三种做法是《伯尔尼公约》所规定的，为TRIPS协议和WIPO两个“互联网条约”所肯定的“三步检验法”，也即是对权利的限制必须：A、只适用于特定情形；B、不能与作品、表演者或录音制品的正常使用相冲突；C、不能不合理地损害作品、表演或录音制品权利人的合法利益。由于“三步检验法”是“衡量在网络环境下设定的权利限制是否适当的一个总的标准”[11]，因此，在我国的立法中应该有其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