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法律规制与制度完善

    5、修改第23条，增加一款，规定“为通过信息网络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或者国家教育规划，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其已经发表作品的片断或者短小的文字作品、音乐作品或者单幅的美术作品、摄影作品制作课件，由制作课件或者依法取得课件的远程教育机构通过信息网络向注册学生提供，但应当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

    〔理由〕在《著作权法》业已规定基于义务教育的法定许可之情形下，《条例》又单独规定网络环境下的义务教育法定许可，实际上也是立法浪费，并且《条例》通过增加条件限制该类法定许可，以低效力法规限定高位阶的法律，不符合“法治原则”。所以，直接在该条增加一款，确定相应的条件，更为合适。

    6、在权利的限制中增加一条，规定“为扶助贫困，通过信息网络向农村地区的公众免费提供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已经发表的种植养殖、防病治病、防灾减灾等与扶助贫困有关的作品和适应基本文化需求的作品，网络服务提供者可不经权利人的同意，但应支付报酬。”

    〔理由〕法律是利益的调节器，为缩减“数字化鸿沟”，实现地区发展平衡和减少农村地区数字化消费成本，《条例》确立扶助贫困的法定许可，是很有见地的制度创新，但是在条件设置上畏缩不前。考虑到《条例》效力的低层次性，在《著作权法》中直接以“法定许可”的形式予以规范。

    7、修改第33条，增加网络转载、摘编的法定许可，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转载、摘编已经在报刊、书籍、网络等其他媒体上公开发表的作品，除著作权人声明或者受著作权人的委托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以外，网络服务提供者予以转载、摘编并按有关规定支付报酬、注明出处的，不作为侵权行为。”

    〔理由〕确认网站摘编、转载部分作品构成法定许可具有合理性：⑴我国著作权法第32条第（2）项规定，一定范围的作品在支付报酬、注明作者的情况下可以不经许可而转载；⑵网络环境下，肯定转载、摘编的法定许可，有助于实现著作权人与社会公众对信息获取权益的平衡；⑶网络服务提供者特别是他们设立的网站在特定的功能上，与报刊杂志社等的功能相同，他们都是传播作品等信息产品的媒介，他们的法律地位应当相等；⑷著作权人通过注明“不得转载”等简单方式就可以获得更充分的著作权法保护，法定许可对著作权权利行使不会造成实质性影响；⑸在司法实践中，这种机制可以大量减少网络著作权纠纷，至少是减少那些不必要的仅仅为取得许可的那些纠纷。这就减轻了当事人的负担和法院的诉讼资源，更重要的是该项司法解释会适应高速发展的信息网络的发展，律师们也可以在诉讼外大显身手。《条例》限于效力层次，没有规定网络转载、摘编的法定许可，这可以理解，但《著作权法》修改时应表明明确的立场。

    第二步，完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主要包括：

    1、体例结构略作调整，将第4条移至第12条之前，第5条放在第12条之后，集中规定技术措施和权  利管理电子信息的保护和限制。

    〔理由〕体例体现了法律的严谨，同时也便利阅读者和解读者利用体系形成的张力了解制度的架构和法律的精神。《条例》将技术措施和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置放在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含义之后，远离相关的权利限制，产生理解上的弊端：其一，使人误认为存在技术措施权和权利管理电子信息权；其二，无法正确凸现权利保护和权利限制的平衡精神和利益分享理念。基于此，可将技术措施保护及其限制、权利管理电子信息保护及其限制集中规定。

    2、增加数字化复制的内容，包括：（1）数字化复制，是指网络用户对通过信息网络传播的作品等客体进行的临时性复制和永久性复制。（2）网络用户以营利目的对通过信息网络传播的作品等客体进行数字化复制的，应当经信息网络传播权人的许可，法律或者本条例另有规定的除外。（3）未经信息网络传播权人的许可，网络用户不得将明知未经许可的数字化复制品进行出借、出租、出售、陈列、展览、再上载或者以其他形式提供给他人进行使用，法律或者本条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理由〕在《著作权法》已经肯定复制权包括数字化复制的前提下，在《条例》中增加有关数字化复制的规定及其限制很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