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支持下的著作权社会管理：“韩国模式”及其启示

   PDMC将推动软件知识产权调查与研究以及国际合作，协助、促进有关的国际贸易。

   新修订的韩国计算机程序法将于2007年4月5日生效。按照修订的法律，计算机程序审议裁判委员会将进行第二次更名，未来的名称是“计算机程序保护委员会”。

   2006年，PDMC的预算为近72亿韩元，折合人民币约7000万。作为一个非营利性组织，其预算的大部分由政府拨款，部分来自有关业务的收费，收费标准由政府规定。PDMC现有职工82人，办公区域1500平方米。

（三）著作权社会管理与“韩国模式”

   1．关于社会管理。

   “徒法不足以自行”，于是就有了“公共行政”（public administration，或译为“公共管理”[②]）。关于公共行政或曰公共管理的法理基础、性质以及地位等，一直存在争议。“传统的公共行政理论主张职业主义、行政专才和强有力的行政部门；相比较而言，当代公共行政则主张小政府，更直接的公民参与，政府服务的契约外包和民营化，以及市场化的激励机制。”[③] 无论如何，在现代社会，公共行政的作用、因而还有其规模等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已经非常突出，决非前20世纪的社会可比。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公共行政学派超越狭窄的政府行政，提出了广义的公共行政，“我们生活在一个权力分享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中，政府组织、准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私人组织共同参与政策的制定和政策的执行。”[④]“公共（public）与政府（government）在词义上是不同的”，“公共行政的范围包括非营利组织、第三部门、志愿者、契约、公共设施、公共事业管理部门以及大量的政府、准政府和私人—政府合作组织的活动。”[⑤]

   在这样的情况下，“公共管理”即为公共事务的管理，基本上可以分为“政府行政”与“社会管理”两部分。“行政管理”的内涵是政府机构作为管理主体，以法定的行政权力为依据，对特定领域的事务进行执法活动；社会管理”则必须是以非政府性质的民间机构为管理主体，以法律授权或政府指定，尤其是以当事人的相互约定为依据，依法管理相关事务。笼统而言，“社会管理”与“行政管理” 是相并列、而又相对的。按照这一解释，政府部门所承担的著作权执法活动属于政府行政管理，而有关著作权的登记、集体管理、争议调解等，则应归入“社会管理”的范畴。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在当今公共事务管理中，政府行政与社会管理之间往往存在着各种性质与形式的交叉。为了达到管理活动的公平与效率，在严格区分两种性质的管理的同时，社会管理并不排除政府机构的适当参与，不排除政府与民间的合作，民间机构可根据法律授权，对特定领域的普遍性事务进行统一的、垄断性的管理。同理，如何在著作权领域建立科学、公平而高效的管理机制，也需要既尊重政府与社会向区分的基本法理、同时也应考虑到当今著作权管理事务的现实需要。上述韩国的做法值得我们在这一背景下认真思考。

   2．韩国模式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