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标间接侵权研究

    Gilson与《重述》和欧盟各国界定“直接侵权”的方法都有各自的优点和缺陷。Gilson的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显得较为繁琐和复杂，因为类似上文所述实例中冒牌产品制造商究竟构成“直接侵权”还是“间接侵权”将取决于其直接下手是否产生混淆。假如该制造商同时将冒牌产品出售给了一家“知假买假”的零售商和不知内情而上当受骗的消费者，则根据Gilson的理论，制造商两个完全相同的行为却分别构成“间接侵权”和“直接侵权”。这样，制造商行为的侵权性质将完全取决于买家的主观认知状态，这在表面上是令人难以接受的。与之相比，《重述》和欧盟各国采用的方法就显得简单易行。因为制造和出售冒牌产品的行为必然涉及将相同的商标用于相同的商品之上，并将之投放市场流通。这在欧盟国家均依法构成“直接侵权”，商标权人甚至无需证明有导致混淆的可能。同样，根据《重述》的解释，该行为由于会导致最终消费者产生混淆，也是“直接侵权”。这就避免了“一种行为、两种定性”的后果。但是，Gilson以商品提供者的直接下手是否产生混淆作为判断构成商标“直接侵权”的依据，却可以有效地限制“直接侵权”的范围，防止对商标权的过高保护。而其在表面上所存在的问题，在实践中却并不突出。下文将结合具体案例讨论我国商标立法在这两种方法之间的选择。

四、商标法中“间接侵权”的类型

    与划定“直接侵权”范围的立法例和观点相适应，各国商标立法和司法实践中认定的“间接侵权”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一）向其他经营者提供“侵权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