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保护与表达自由：冲突与协调

该案涉及到小说《飘荡》对名著《飘》的戏仿（或称滑稽模仿）。在美国判例法历史上，多起诉讼表明，戏仿包含着表达自由价值，应该得到充分的考虑和重视，本案再次表明了这一点。本案原告Suntrust Bank是著名小说《飘》(Gone with the Wind)的版权管理人。它向法院起诉称，女作家艾丽丝·兰德尔创作、Houghton Mifflin（为霍顿·密夫林出版公司）出版的小说《飘荡》（The Wind Done Gone）前半部明显借用了《飘》，复制了后者的人物形象及其特征、人物关系等，复制、借用了《飘》中的著名场景和情节，照抄了《飘》的对话和描述，从而侵犯了其版权。法院也查明，《飘荡》的确存在着大量对《飘》的“模仿”、“抄袭”。

    《飘荡》的作者以及被告Houghton Mifflin并不否认原告指控的事实，但他们辩称，《飘荡》是对《飘》的合理使用，其表达自由受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被告称，《飘荡》是对《飘》的批评和颠倒，是戏仿，二者不存在实质性的相同。《飘》里的人物、事件和地点都在《飘荡》里得到不同的转换性处理。比如，对应的人物之间，性格、品质乃至命运发生了实质性变化，构成鲜明的对比。借用的场景、对话等也都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关键的差异最终来自两部作品迥异的创作思想。《飘》描写了内战时期的美国南方，它对当时那里的黑奴制大加赞美，对解放黑奴则尽情批判。而《飘荡》主要是对《飘》的一种有目的的批评，是在驳斥、摧毁《飘》的观点、判断和神话。

    一审法庭判原告胜诉，二审法院判定被告（二审上诉人）胜诉。在二审过程中，美国第11巡回上诉法庭专门分析了版权保护与言论自由的关系、思想/表达二分法以及合理使用等问题。针对合理使用，法院考察的重点是，批评者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使用他人作品以传达他的批评，同时又不构成侵犯版权。法院分析指出，第一，《飘荡》具有商业营利性，但它对《飘》的模仿具有明显的高度转化性与独创性，而不是简单的抄袭，这使其营利的情形受到遮蔽与超越。在这里，《飘荡》通过揭示前一作品，创造了一部新作，提供了社会公益。这应该是合理使用。第二，关于版权作品性质，固然存在一种版权保护的层级性区别，《飘》作为原创的虚构作品可能受到更多的保护。但是，在本案中，这一因素不受重视，戏仿必须复制那些公知的、有表现力的作品。第三，《飘荡》却是从《飘》中借用了大量受保护的实质部分。但是，鉴于新作的特征与创作目的，为了唤起读者对原作的记忆，大量借用并不意味着侵权；是否侵权还要结合新作的借用对原作构成的市场影响。第四，也没有证据表明，《飘荡》损害了《飘》的市场价值，或者损害了后者的演绎作品的潜在市场。另外，法院还指出，一审法院对《飘荡》发布禁令构成了对言论的事先限制，不符合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和版权法共同的原则，因为公众将因此无法获得《飘荡》作者兰德尔的思想观点——这一点体现了美国版权保护的精髓。值得注意的是，二审法院对表达自由价值的肯认并非独立于合理使用分析的规则推理。合理使用的分析仍然是法院裁定案件的首要依据。

    小结：简单比较，我们不难发现，（1）在上述三个案例中，通过合理使用制度，表达自由在司法上确实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和实现。从1968年的肯尼迪遇刺图片案，到本世纪初年审结的《飘》案，尽管被告未经许可而确实地、大量地使用他人作品，法庭均没有支持版权侵权。间接地，这也是对表达自由的支持。比较而言，在福特回忆录案中，被告败诉也在情理之中。该案中的系争内容毕竟属于历史，早或晚公开几天，并无关大局。如支持被告任意抢走他人独家报道的行为，公众知情权即新闻自由的公共利益并不能因此得到多大的实惠，被告却从原告那里抢走了不当利益。（2）法庭没有直接适用宪法规则以约束版权保护，自有其诉讼法理。不过这并非决定性因素。其一，版权法律制度既然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就没有必要援引上位法；其二，合理使用固有的灵活性为法官提供了充分的自由裁量空间。即使不援引宪法条文，法庭也完全可以将宪法的精神注入合理使用规则。事实也确实如此。反过来，如果法庭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后支持版权保护，即使援引宪法条文，是否一定能让表达自由的主张获胜，仍不无疑问。不过这是一个更大的法理问题，值得另作探讨。

    四、在数字网络背景下